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校长刘林谈中国民办教育：

40年，民办教育“量增质升”

民办教育的坎坷发展之路

他虽是一位“70后”，却已在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摸爬滚打25个春秋。他曾是十八大代表中唯一来自民办高校的代表，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全国党代会代表中首位民办教育界党组织的代表。他是为数不多的始终为民办教育发展鼓与呼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就是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林，他说：“教育是民生大计，民办教育的初心就是为民办学、育人为本，坚守初心之路颇为崎岖艰辛，但我依然乐在其中。”

教育在线：上世纪90年代，大多数人会选择到国企上班，您为什么毕业后毅然选择到民办学校？您在多次采访中谈到傅正泰校长，他对您有什么影响？

刘林：走进民办教育源于偶然。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着每一个人。那时候，大学生活相对还比较封闭，我们体验更多的还是象牙塔式的生活，因此社会服务意识不强，但其实很多学生已经初步具备了社会服务能力。

大学时我在学校的勤工俭学服务中心工作过程中发现，不仅学生需要工作机会，培训机构也需要更多老师。发现了培训市场的巨大空缺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高校资源和社会需求间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家庭条件并不宽裕，尽早自力更生、实现经济独立的迫切愿望也成为我踏进培训市场的重要动机之一。

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筹备会计培训班，一直做到大学毕业。对于市场经济的初步探索和尝试让我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当时我办的培训班几乎占有了北京1/3的会计培训市场。大学毕业时，我为自己置办了房和车，为自己打下了很好的经济基础。

那时候我和新东方、九强的人为在学校食堂门口广告栏贴谁家培训班的广告还总要理论一番，后来我们再聊起都觉得那段青葱岁月真是热血沸腾。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的转型升级，很多工厂、企业面临破产，导致出现了一大批下岗工人，当年参加会计培训班的多是三四十岁的下岗女工。那时，有会计证的人才奇缺，很多下岗工人通过培训这种方式考取了会计证，不仅能够重新上岗，还找到了比原来收入翻倍的体面工作。每次看到他们那种由衷的高兴之情都特别触动我，我的思想也因此慢慢发生了变化。

正是看到这些下岗工人的不容易，我开始有意识地尽可能低收费。追求小富即安的生活状态不再是我从事民办教育的目标，那么多鲜活的例子告诉我，教育真的能直接地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拥有了一种平民教育情结，我想发展一种让老百姓受益的教育模式。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北京城市学院（海淀走读大学）当时的校长傅正泰，他和我讲述了他发展民办教育的心路历程。当时和傅老师的长谈彻底激发了我的平民教育情结，也因此毅然放弃了已经小有成就的会计培训，来到了北京城市学院做管理工作。当时学校每月发我的工资是1394元，拿了好几年。

教育在线：您刚到北京城市学院（海淀走读大学）的情形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民办学校容易招生吗？学生包括社会普遍怎么认识民办高校？

刘林：我记得刚到学校的时候，办学条件非常艰苦。校园只有30亩地，校舍多是租来的，还背负着1800万元的贷款。虽然是专科院校，但学校综合办学条件仅相当于一所中学。因为办学条件所限，当时我们学校的口碑并不算好。

不仅我们学校，上世纪90年代，社会看待民办教育都戴着有色眼镜，不是把它当成教育中的另类，而是根本不认可它是一种教育类型。人们大多持怀疑的眼光看待民办学校，很多人会问，你这学历国家承认吗？那时候在校生不到千人，教职工人数也仅有82人。

24岁那年，我担任校招生就业办主任。为了改变社会对民办学校的片面认识，我提出了“以诚信为本，以直接宣传为主，以常年全天候服务性咨询为特色，以大众媒体为渠道”的宣传推广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此外，我也紧抓学生就业，提出“金碑银碑不如学生的口碑”，以优秀毕业生作为学校的“活招牌”，让招生和就业形成良好的闭环。我通过深入用人单位进行宣传、建立就业实习基地和行业产业大企业稳定客户群等多种方式，拓展毕业生就业渠道，还建立了专升本、出国深造、创业服务等体系。从1999年至今，我校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

随着民办教育规模、覆盖面、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民办学校的社会公信力近些年快速提升。现在很少有人再去质疑民办教育整体，多是去质疑某个或一些学校。从对整体的质疑转向个体质疑，是民办教育发展的巨大进步的外在体现。

中国民办教育持续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11个大学毕业生中就有1个毕业于北京城市学院。越来越多的学生体验到了学校严格且规范的教育管理。刘林说，他很幸运地赶上了中国民办教育持续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取之于学，用之于学”的公益性办学理念是他自踏进民办教育以来不变的初心。

教育在线：您从事民办高等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已经25年，这期间，您看到民办教育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林：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变化是翻天覆地的，我从事教育的25年赶上了它持续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1978年到1992年前后，民办教育处于恢复和探索时期。这个时期的恢复在一个高起点上，是具有中国特色民办教育发展的出发点。新中国成立前的民办教育统称为私立教育，而改革开放之后，民办教育强调的是社会力量办学，真正开始强调民办。“民”强调的是包括私人在内的多样的民间主体，不仅是举办者，也包括学校师生员工在内的集体力量，它的范围更广，内涵也更为深刻。

据统计，1992年，我国共有民办幼儿园1.38万所，在校生数53.62万人；民办中小学1537所，在校生数18.9万人；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等院校37所，在校生数46万人。而截止到2017年，民办幼儿园16.04万所，在园儿童2572.34万人；民办中小学14386所，在校生1698.11万人；民办高校747所，在校生628.46万人。

学校、学生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1992年之前，很多领域对民办教育是禁区，比如学历教育。像海淀走读大学等十几所学校当时并不是以民办学校的名义批准办校的，它是一种很含糊的概念。直到1993年8月，国家教委才发布《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民办高校才有了法律定义。

1992年以后，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民办教育涉及的层次和类型实现了全面突破。民办教育既有学历教育，也有非学历教育；既有普通学校，也有特殊教育学校，此外还有国外力量参与办学。民办教育取得了几乎所有领域的办学资质。

除了数量上的直观体现，民办教育办学质量也在快速提高，在同层次、同类型的学校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一流的民办学校。在相当一些地方，最好的教育已经不只是公立学校，而且增加了民办学校的身影，其中，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是最明显的。培训领域也出现了如新东方这样的大头企业。

此外，这个时期，民办教育经历了市场大潮的冲击和洗礼。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的十年间，民办教育人的目标相当一致，就是要更多地争取市场空间，主要竞争对象是公办教育。与此同时，希望政府给予更多政策空间。而2016年9月颁布的民促法新政，对民办教育实行分类管理，这意味着法律正式允许营利性民办教育的存在。这是民办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民办教育快速发展的15年，也是大分化大重组的15年。这15年，民办教育对社会贡献巨大。

对老百姓而言，民办教育满足了多样化需求，面对公办教育数量短缺，民办教育为老百姓提供了多样的选择。对社会而言，民办教育培养了更多的人才。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民办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很多孩子是通过民办的途径得到国内外名校深造的机会，对于社会阶层间的有序调整，特别是平民阶层家庭的上升发展，民办教育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对教育本身而言，推动了教育的改革。公办教育发展到今天，很多经验也借鉴和发展自民办教育。民办教育既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教育在线：2003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2017年9月，新修订的民促法实施，民办教育的立法、修法对学校、对民办教育而言意味着什么？

刘林：能把民办教育发展从国务院行政法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上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专门法律，这个过程本身也说明了民办教育的快速发展。

2003年民促法实施之后，也是民办教育自身走向分化的15年。

一是从传统的、一致性的公益性到开始出现事实上的营利性教育，这是民办教育历史上的重大分水岭。二是在规模上出现了分化，过去民办教育的规模体量差别不太大。此后，大规模集团化办学、中小微学校等各种民办教育相继出现。三是在民办教育重点发展领域上，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转变，民办教育的重头戏开始从学历教育向非学历教育转变。历经15年发展，现在发展最快速的恰恰是当时不为大家所看好的学前教育和培训教育。现在，学前教育占整体民办教育的90%以上。四是办学理念上出现了走本土化道路和国际化道路的分水岭。

2002版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合理回报”的确立，也使民办教育商业化和产业化应声落地，一方面有力推动了民间投资，大力促进了民办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概念，但没有可操作性的实施办法，导致没有监管的野性发展，从而产生了过度商业化、超强度营利的问题。虽然只是少数现象，但商业化的炒作，使民办教育在近几年被贴上了暴利行业的标签，民办教育行业的整体声誉和长远利益受到严重影响。

我在今年两会上呼吁不要让民办教育的公益性越来越弱化，不要让民办教师从教员变成“店员”。我并不是反对教育的营利行为，我在立法听证座谈中也一直支持资本合法举办营利性学校；但我反对投机性资金通过教育牟取暴利，从而使短期暴利成为办教育的主要目的，育人功能反而被边缘化。

民办学校的公益性不体现在收费与否、收费高低，而是学校收的钱是不是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如果能全部用于学校发展，那么这就是公益性的民办学校。

在北京城市学院，财产公有、校务公开、干部公推公选落实在了整个的办学过程中。学校规定，在存续期间不搞股份制，不分红。此外，学校还成立了社会化的理事会，负责监管校产。

民办教育前景可期

谈到北京城市学院如何从口碑平平的职业院校发展到今天全国民办高校的一面旗帜，长期专注于教学改革创新的刘林眼睛放出了光芒。刘林说，在允许民办教育及培训机构有一定合理营利的前提下，办教育主要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公益事业。

教育在线：北京城市学院从传统专科教育向高等职业教育转变的过程中，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您希望学校未来朝什么方向发展？

刘林：1996年，北京城市学院校领导果断提出“改革传统专科教育，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生产、管理、建设一线实用型人才”。

在我心目中，中国民办教育应以应用型教育为主，培养实用型、应用型人才，目前我国最需要的正是这类人才，这也是北京城市学院从当初的传统专科教育向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基础。

在北京民办高校，北京城市学院的收费标准一直维持在相对低的水平，只相当于北京市其他民办高校的一半左右。学校其他经费都是通过发展科研和社会服务获得。我一直认为学生的学费应该取之于学、用之于学，坚持把质量和育人放在第一位。虽然我们没有像公办学校那样低收费，但学费保持在本市平民家庭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加上奖、贷、助、减、免各项兜底措施，平民教育理念得以坚持下来。

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办学条件有限，但学院对软件的投入依然高于硬件。即使是租房办学的时候，学校也坚持没有把学费主要用于校舍建设。这虽然是最简单朴素的道理，但我想也是最符合教育规律的道理。

我常和学校管理层说，要向下看（满足基层需求），向外看（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向常人不看处看（实施差异化战略），从而建立我校自身的特色。我校根据市场需求拓展了大量新兴专业，就业时都是炙手可热的人才。我认为，职业教育绝不仅限于培养技术工人，而是高素质十高技能，培养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金领”。

教育在线：您认为如何继续推动民办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您对民办教育的未来发展有何期待？

刘林：教育是民生大计，是国家应该保障的公民权利，即使现阶段国家财力不足，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来满足百姓需要，也应该以公益性为导向，倡导非营利性教育为主。如果光看到教育的消费属性，欲使之完全市场化，成为一个暴利产业，在短期行为中获利，这个国家和民族不会有前途。

我认为，在允许民办教育及培训机构有一定合理营利的前提下，办教育应该主要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公益事业。

民促法新政的有效实施和监管是民办教育接下来面临的重要问题。只有对非营利性教育支持到位，才能吸引更多人投身非营利性教育。同时，要科学监管营利性教育，既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又要防止投机性资本把法律架空做空，使非营利性学校变相成为暴利机构。

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监管体系？监管制度健全、力度合理、措施有效是关键。第一，针对前些年民办教育领域监管失控的状态进行反思，把缺位补齐到位。按照民促法规定，所有社会力量办学都要取得教育部门的事先审批，但实际上除了学历教育，一半以上的培训教育都没有经过教委审批，这本身就是一种缺位的表现。政府部门在监管问题上要形成合力，共同修补漏点。

第二，建立民办学校市场融资机制，放开国内股票市场，鼓励营利性学校境内上市，对境外上市的营利性学校变“堵”为“疏”，开放审批通道，符合条件的给予支持。

第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抑制营利性教育的暴利发展。我认为，对营利性学校实行统一的税率不合理，应该实行阶梯式税率制度。对于中小微幼儿园和民办学校，可釆取低税率，初创期还可以减免。对于达到一定利润规模的学校，可以实行按标准税率。

第四，把举办者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与政府支持力度挂钩。政府支持第三方开展办学信誉、质量评价，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进行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也给家长、学生一定的选择依据。

从市场需求而言，民办教育在很多领域已经趋于饱和状态，因此竞争会更加激烈，有可能出现新一轮更加深刻的分化。走好未来十年的民办发展道路，取决于民办教育自身能不能赢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和尊重，不要让低质、暴利的民办学校影响整体发展。

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民办教育不可能成为中国教育的半壁江山，规模上保持适度，重点应转向提高质量、提升水平。此外我认为民办教育主体应该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同时既有高收费营利性民办学校，也有普惠性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三辆马车应齐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