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29年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历史经验，重点突出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题思想，进一步阐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对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军队国防建设、祖国统一大业、和平发展等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全面推进的报告，党的十七大报告通篇贯穿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又一重要的里程碑，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党的十七大报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科学判断发展阶段，顺应人民新期待，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通篇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为报告最突出的亮点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报告开宗明义向全党、全国、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将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学习总书记报告后，有以下几点突出体会。

一、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总书记报告中，就关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问题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中国共产党人新世纪的伟大宣言，是中国劳动人民数千年来世世代代的不绝梦想。这是耕者有其田的现代版，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阳光将照耀在每一个劳动者头上；这也是东方文化关于和谐社会理念的完整体现，只有幼者有其学、劳者有其酬、病者有其医、老者有其养、居者有其屋的社会，才能成为和谐社会。

我国自古就有“大同”思想。儒家在《礼记.礼运》篇里曾这样描述：“大同”是“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社会。在大同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里描写的正是“天下如一家,人人如一人”为基本特征的大同社会的理想。与孔子同时代的道家经典《道德经》第八十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里虽然有“弃圣绝智”的消极想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家对社会安宁和谐的向往与追求。从此以后，大同理想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的政治理想。历史上许多的仁人志士都以此作为谋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探寻社会前进发展道路的精神动力。特别是近现代社会，更是涌现了一大批孜孜追求大同之梦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到了近代，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人都曾受到“大同”思想的启迪。由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希望建立“有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社会,正是“大同”精神的实践体现。其后的康有为于1902年撰成《大同书》十卷,详细描绘了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康认为，现实社会是个不合人道的苦境，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几乎都是“忧患苦恼之交迫而并至，浓深而厚重，繁赜而恶剧，未有能少免之者矣”。他指出：“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只要九界消失，就可以实现“大同社会”。去掉了“国界”，军队和监狱都不存在了，全地球合成一个公政府，管理公共生产事业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级界”没有了，“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种界”没有了，种族歧视、仇杀现象消失了；“家”也没有了，男女各自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儿女由公政府抚养，人们生老病死之事，“皆政府治之”；农、工、商皆归于公，人人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过着美好的物质生活，社会风气优良。总之，“大同”社会是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梁启超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同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相结合，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指出：由多君世（就是据乱世）发展到一君世（小康升平世），再进而发展到民政世（大同太平世），是由苦向乐、由恶向善、由乱向治、由野蛮向文明的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追求其革命理想时，也将建设大同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关于三民主义，他曾作出过这样的论述：“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但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倡导的革命终未能成功。

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革命出现了焕然一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大同理想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义无返顾地投身到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去，直至为之付出自己的宝贵生命。1912年2月，李大钊指出：“现在人群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衙，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 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所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有学者指出，1958年开始由毛泽东同志倡导建立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应该是在中华大地上进行的规模空前的大同社会的实验，从毛泽东本人对人民公社的论述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以上可以看出，大同理想是自春秋以来中国历代思想家、政治家设计社会蓝图、进行社会改造的基本参照系，大同理想也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社会理想情愫，虽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无非如此，所不同的只是理论更加深刻、全面。东、西方的人在不同场合下不约而同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说明它是一种最合人性的社会制度。回顾社会发展史，社会形态演变趋势表明：越是符合绝大多数人个人利益的社会，越能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在争生存的竞争中也就越能占据优势，从而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十七大提出的这个社会建设目标，不仅显示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先进性，表明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提升，更加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和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竭动力和持久生机。

报告中的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一体有机的融合传承；８６年的理论创立、５８年的建设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总书记的报告，真切地回顾历史、承认现实，真切地反映成就坦承差距、困难和问题，真切地面向党员人民，堂堂正正展示了执政党为公的秉性、为民的虔诚，就理直气壮地自信：“实践充分证明，十六大和十六大以来中央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我们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这种自信，来自人民的拥护和信赖；这种自信，来自全党全国人民的同心同德；这种自信，来自改革开放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二、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方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用四个“必须”分别从要务、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阐述了今后科学发展的思路，落脚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有四个“要求”：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总体看有九大方面，全面小康、国民经济、民主政治、文化发展繁荣、社会建设、国防军队、统一大业、和平道路、党的建设，都要靠科学发展观统领，都要由组织和干部落实，都是十六大以来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延续和坚持，都有来自人民的信服、拥戴和自觉行动。最近的一个目标奋斗，基本的四大框架建立，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关系中国中华民族命运的执政党，哪一方面都有机遇和挑战。《报告》实实在在，不高调提劲、不偏执一端，而是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立足民意民愿民需，规划未来、谋划发展，建设和发展终于入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以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全面小康目标实现，我们的国家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接着，又分析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所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并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可见，“在深刻把握新课题、新矛盾的基础上，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十分重要的关键环节。教育作为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总书记的报告中虽然没有专门就“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和“教育发展呈现的新的阶段性”作出十分具体的分析，但提出的“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的要求，可谓志向高远、目标远大、任务繁重，是对我国教育发展所提出的总体目标，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三、关于教育发展：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总书记报告中以“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题，就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教育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文中字字平实、没有什么新概念，但是开篇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可见党中央对教育的重视，可见党中央对教育发展的要求与期望。如果缺少了“基石”民族将何以振兴！如果失去了“基础”何以构建社会的公平！这个“基石”和“基础”对教育给予了更高的战略定位，也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教育在民族振兴与和谐社会建设中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

作为和谐社会的一种基础建设，教育发展最核心的是要使国家教育走向“普惠”、“便利”、“经济或便宜”、“充分”，并保障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刚性政策的照顾。目前，我国教育包括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水平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公办学校的条件与质量差距悬殊、上学择校艰难、从幼儿教育到大学花费高，许多城市地区义务教育以下孩子上学不便利，困难家庭子女上学得不到刚性的政策扶助，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得不到切实解决与质量没有保障，农村地区义务教育质量低下与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很低……这样的状况，与教育现代化、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作为社会基础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学有所教的目标差距甚远。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教育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支撑，是第一生产力的来源。因此，追求优质、全面、实用与多样成为现代社会里教育发展的永恒。从这个层面看，普及、发展与提高是整个中国教育的任务，是各级各类教育面临的共同的任务。我以为，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三大任务”，“普及、发展与提高”分别指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是建立在“十一五”这样一个特定时间概念里的国家有限的财政能力重点保障方向和工作重点。

从长远来看，无论教育的规划还是教育政策的选择，我们不能忽视以下五个重要命题：

一是地区的差异性。全国各地无论在社会经济发展还是教育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巨大，教育发展政策与规划不能不看到这种差异，不能不充分考虑与尊重这种差异，否则就可能错过发展机遇期，也可能超出发展的实际基础而降低效果。因此，各地区在制定教育发展目标与确定重点任务过程中，应当在国家教育发展的总体战略下，充分考虑因地制宜，而不是简单的贯彻了之。更重要的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应当针对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与切实有效的措施，要努力地缩小这种差异。如果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基石论”与“基础论”，教育发展的这种差异，就应当优先得到有效治理。或者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经济与其他社会建设方面的地区差异性可能短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但教育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应当尽最大努力优先得到改变。

二是教育自身的长效性。教育的成果与作用不可能“立竿见影”，教育成果的检测――人才质量最终要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才能得到答案。所以，教育政策可以面对眼前的困难，教育工作的布置不能回避现实的问题，但教育的规划与战略选择不能只看或主要看眼前，他不是三年五年的事情，而是至少十年，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的事情，有这样长远的眼光与规划，才可能做到人才辈出，否则就只能是机械化的流水线上的批量生产，这样哪里会有人才？哪里能有创新？没有创新人才，国家哪来创新与活力？从这个角度看，更需要我们教育系统自身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是教育资源的多样性。正因为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在人类文明与自身再生产中的特殊意义，在个人成长中的关键作用。古今中外，教育发展的可用资源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渠道、多样化的。物质财富更加丰富的发达国家如此，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愈加如此，教育发展需要社会各种资源的参与，政府除了保障与使用好国家财政性教育资源外，还应当充分开发与利用好各种非财政性教育资源，这对于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而关键的。如果我们忽视了对政府教育资源以外的各种社会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教育发展的水平与速度都要受到影响，20世纪后半叶我国教育发展的实际已经证明这一点。

四是教育发展的充分性。由于国情、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原因，目前我国教育发展的水平还比较低，教育发展并不充分，主要表现为各级教育的普及程度不高（尤其是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区域间和校际间教育质量差距明显，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程度低；对学生成绩的检测手段单一，评价标准片面；民间力量参与教育的积极性程度还不足，民办教育的成熟度明显不高；教育内部的和谐不够、创新与活力不足。如何更加充分地发展教育，既是关系到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建设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更充分发展应当是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永恒性使命。

        五是教育服务的选择性。增加国家财政投入、提高国家财政投入效益，遵循公平与均衡的基本原则发展好公办教育，是各级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的首要任务。但是发展好公办教育只能是体现充分的公平的公共教育服务的初级阶段，不是完全的充分，是小公平。只有在此基础上，同时保障各种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发展教育，不断增强教育服务能力、增加教育服务品种、提升教育服务品质，能够为社会提供丰富的多样化的可自由选择的教育服务，才称得上充分的公共教育服务，是大公平。这样一种理想的局面就是，公办学校尽量退出选择性教育服务的领域，而致力于提供普惠、公平与均衡的教育服务；同时，民办学校得到充分发展，并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充分的选择性教育服务，所有教育者可以根据自身的教育需求和能力，在公办与民办之间自由选择。诚然，要实现这种自由选择，除了有关制度的保障，更依赖民办教育的充分发展和质量提升。教育的自由选择是一种理想的目标，也应当是教育发展的方向。自由选择的实现还需要较长的发展过程，目前只能是一种发展的目标与制度设计的引导方向。也许这个目标与现实的距离还很远，但是只要方向对了，我们就不怕路遥；只要方向对了，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

        四、关于首都特色的民办教育发展模式

在党的十七大与北京市十次党代会精神指引下，首都教育将在“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民办教育是首都教育不可或缺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办教育的发展水平必然成为首都教育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今后一段时期，首都民办教育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选择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

――当前首都民办教育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包括：

第一，民办教育的发展水平还不适应首都教育现代化的总体要求。

第二，民办学校的办学水平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的选择性教育需求。

第三，各级政府的民办教育管理体系尚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

       第四，民办学校的现行体制运行风险与首都和谐社会建设的特殊要求差距明显。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首都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实际，首都民办教育发展的特殊发展模式为：

        推进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通过学校内涵建设与特色创新，致力于满足社会差异化教育需求，形成首都特色的民办教育发展模式，为促进首都教育公平与提升教育质量拓展新的资源，为全面推进首都教育现代化增添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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