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非首都功能的疏解，首都教育能做些什么？在国家和区域发展大局中的“角色”和“职责”是什么？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当前首都正处在由工业化中后期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的历史进程。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首都在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中理应发挥核心引领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造成首都人口膨胀、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宜居方面的短板已成为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按照教育与城市发展的匹配度分类，首都属于教育功能过度匹配城市，这种过度匹配透支了教育的已有优势，无限制地满足城市发展的各种教育需求，反而造成教育发展活力不足，人口集聚现象突出，人才结构不合理等，要素分配上平均主义严重,市场配置机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因此，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探索出一种区域优化发展的新模式。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下，疏解非首都功能有其必要性。首先，首都相对于京津冀区域具有开放性，首都未来的发展定位是放在京津冀区域下整体考虑的。其次，首都发展系统具有非平衡性，资源要素过度集中。第三，首都需要明确自身发展定位，通过疏解部分产业和功能与外界进行资源要素交换，确保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使首都从无序状态逐步走向有序状态，必须要有合适的切入点和推动力，即配合城市战略定位，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突破口，合理有序疏解部分教育功能，调整教育层次、结构、规模，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推动形成新的稳定有序结构。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当前非首都功能主要有四类，分别是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部分教育医疗服务功能和部分行政事业性服务机构。对于教育来说，疏解首都教育资源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才能促成首都教育乃至区域教育的有序升级。一是有利于转型升级，办高精尖的首都教育。北京教育要打造京津冀区域的高精尖品质，服务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定位。所谓高，就是人均受教育程度高，城市文明程度和人的文明素质高。所谓精，就是教育发展的硬件水平和软件实力（师资水平、教育治理能力）都能够达到世界发达城市水平，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强。所谓尖，就是教育的社会贡献力强、产学研一体化水平先进，是创新型、综合型人才和高端创新中心的聚集地，是教育智库和国际教育交往活动的聚集地。二是有利于腾挪空间，提升首都资源承载力。2015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万人，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373.42万人，教职工36.66万人，教育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9%。其中，高等教育在校生数约占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的51%。从全国范围来看，高等教育（含网络本专科生）每10万人口在校生数北京最多，超过8000人，其中，成人本专科、网络本专科生占比约50%。如果从疏解聚人多的产业、办高精尖教育的角度考虑，高等教育中的部分资源就需要疏解。三是有利于增加动力，培育新的教育增长点。首都教育必须高度重视“以科学创新为引领”，这是首都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的必然要求。未来首都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系统思考和科学统筹，把一系列创新有机衔接起来，形成推动教育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促进首都教育现代化向更高水平迈进。四是有利于周边发展，缩小区域教育差距。区域教育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发挥首都教育的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切入点是疏解部分教育资源。首都教育资源要与首都定位相结合，疏解与北京限制和控制发展产业相关的教育资源，而这些被疏解的资源可以成为天津和河北教育的新增长点。

    总之，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是促进人力资本增加、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更在于它是改变个人命运、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首都教育资源是全国最具竞争力的优势资源，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支撑，在推动实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当前首都教育发展体现三个基本趋势，一是教育系统从封闭式向开放式发展转型，教育系统向区域开放、向全球开放、向系统外开放；二是教育资源从单一供给向多元供给转型，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教育服务与发展；三是教育要素现代化向体系现代化转型，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即实现教育系统的有序发展。因此，根据首都“四个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需要以及首都教育发展趋势，疏解教育资源应该考虑从“分流”和“放权”两个维度着手，推进人才培养“分流”、区域功能“分流”和机制体制“放权”，调整首都教育功能的增进方向，实现升级版的首都教育。

（作者高兵，北京教科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