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首席经济学家卡格拉·欧登在世界银行官网上发表一篇题为“全球人才流动：高技能移民的原因和后果”（Global talent flow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high-skilled migration）的博文，对全球人才流动的全貌进行了综述，并讨论了高技能移民的原因及后果。

这篇博文摘自欧使用最新可得数据完成的报告——《全球人才流动》（Global Talent Flows）。文章指出：高技能工人在当今知识经济中扮演着主角。他们做出了一些特殊的直接贡献，包括突破性创新。作为教师、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这些高技能人才正指导其他人的行动，推进知识走向更前沿并促进经济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高技能人才的国内及跨国流动对于提高生产力变得非常关键。

文章认为，今天看到的移民范式是企业和其他追求稀缺人才的雇主、试图通过政策管理这些流动的政府以及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最佳选择的人之间复杂博弈的结果。不过，结果非常明显，国内和跨国高技能移民流动日益集中。

国际移民的整体比例在过去60年一直徘徊在3%左右。但是人们感知到的这一稳定性背后掩盖了很强的不对称范式（asymmetric patterns）。2010年，OECD成员国大约有2800万高技能移民（至少受过一年高等教育），自1990年以来增长了130%。这一超常增长是几个方面力量的结果，包括政策制定者认识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断努力吸引人力资本，由技能集聚产生的拉动因素，交通与通讯成本降低，国际学生数量攀升等。

尽管OECD成员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到五分之一，但他们却接纳了全球三分之二高技能移民。在接纳移民的OECD各国，分布也日益集中。四个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接纳了到OECD成员国的高技能移民的70%，仅美国就接纳了近一半到OECD成员国的高技能移民。这四个国家正引导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增强他们吸引人才的政策努力。到这四个国家的技能移民数量，以及与之相伴的一流大学、高科技企业和研究中心聚集的不对称，意味着全球对技能人才的竞争将持续不公平。

人才的集聚（Agglomeration of talent）在人才最顶端更加集中。化学、医学、物理学、经济学诺贝尔奖分布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自二战以来，这些领域诺尔贝奖超过65%都授予了与美国高校有联系的学者，这些人中只有一半出生在美国。另外，所有这些诺尔贝奖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授予了移民，其中超过一半人都隶属于美国高校。

许多获得高技能移民的国家，移民大量聚集在特定行业。例如，移民占瑞士科学家的57%，澳大利亚的45%，美国的38%。外国出生的人构成全球内科医生及外科医生的27%，2010年占美国医生居民的35%。

人才集中的高度不公平也体现为高技能移民接纳国人才集聚的不同城市与区域。如美国高技能移民明显集中于波士顿、纽约、西雅图及加利福利亚，高技能移民集中在特定空间在科学领域更加明显，全球也是这样。

作者认为，对于高技能移民的来源国，他们由于教育能力和财政资源有限，无法培训工人或者取代那些移走的人。2010年，特别移入OECD各国的高技能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通常是小的、低收入国家及岛屿国家，如圭亚那（93%）、海地（82%），这引发了全球有关“人才枯竭”（brain drain）的担心。

高技能人才（无论是本国人还是移民）在一个地方的出现，激发了其他高技能人才的流入。这一过程的核心是高技能人才提供的知识服务贸易。“技能集群”（Skill clusters）可以确保更好的技术交流，劳动力市场的专业化以及更强的互补投入。

作者最后指出，对一些角色（如企业和大学）的关键作用，相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而言仍然研究不足。分析这些重要模式的必要数据已经开始出现，未来的研究潜力非常巨大。

编译自世界银行网站 2017-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