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澳大利亚著名智库格兰顿研究院高等教育政策主管安德鲁•诺顿，在格兰顿研究院网站及《教育观点与研究——对话》网站相继发表文章，分析澳洲大学如何使用所获得的收入。诺顿指出：2012年，澳洲大学用超过20亿澳元的教学经费盈余资助大学的研究。保守估计，大学研究支出中有20%经费来自教学经费盈余（绝大部分来自国际学生的学费收入）。

诺顿认为澳洲大学面临强大的内部压力将更多经费用于研究：

首先，联邦政府的研究项目经费只能涵盖大学研究支出的一半，另外一半需要从非政府渠道（如企业的赞助和捐赠）获得；

其次，尽管研究支出在过去20年翻了三倍，教师仍然希望做更多研究，经费需求超出了目前的资助水平。调查显示，希望得到更多研究时间的教师比希望获得更多教学时间的教师多四分之一。

最后，大学过分关注他们在研究驱动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中的地位，进一步推动大学产生更多研究；在排行榜上靠前也能使大学对国内外学生更具吸引力，从而带来更多学费收入。

诺顿提出：大学的研究工作对于澳大利亚非常重要，大学“研究优先”意味着教学不能得到应有的时间与经费。但是“研究能够改进教学”的证据还不充分，增加教学直接支出更可能确保大学提供学生希望的高质量课程。

诺顿认为：目前澳洲法律规定，联邦政府根据学生数量对大学进行资助，但是与其他国家（如英国）不同，澳大利亚并没有要求大学汇报教学支出与研究支出的具体分配情况。英格兰政府计划将每所大学的在各项教学指标中的表现与大学能否获得涨学费的权利挂钩。

诺顿建议：澳洲的高等教育政策必须确保大学将本应用于学生的钱用在教学和学生服务方面。必须准确跟踪大学的支出情况，以确保纳税人和学生了解他们的大学教育投资都花在什么地方，确保政府知道什么样的激励政策才能让大学将学费上涨收入用于惠及学生。

新教育部长西蒙•伯明翰也明确将要求大学报告教学、研究和其他大学职能经费支出情况。

编译自澳大利亚《教育观点与研究——对话》、格兰顿研究院网站 201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