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政策50年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国家高度统一性，基本趋势是多样化，两者都是中国历史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

    课程政策是教育政策的具体化，又集中反映教育政策的变化。而教育政策，受制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因此，课程政策，在一定意义上体现着国家的教育意志，是国家在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制度的反映。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课程政策的调整和变化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经济政策变化的影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稳固国家政权，实现人民思想意识的一致性，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是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我国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制度和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文化教育，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国家实现统一意志，宣传组织人民统一思想和认识，集中力量、实现国家经济恢复发展的重要思想工具，其政策的制定，当然也必须服从于政治经济的需要。中小学课程教材政策，是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根据国家教育的大政方针来制定。因此，当时制定了在中小学实行中央管理课程，全国统一编写和使用教材的政策。

    “十年内乱”期间，教育受到巨大冲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课程政策的全国集中统一性，根本无从谈起。这对国家的基础教育造成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

    “内乱”结束后，中国又面临着恢复和发展教育的重大问题。为尽快实现国家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又采取了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政策和教材政策。这种政策的实行，有利于尽快结束全国教育的混乱局面，建立国家教育的权威性，实现国家的教育意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央作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决定。目的是全面解放生产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相适应，中央作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下放了教育管理权，对课程政策也作了改革。在保证基本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实行课程教材的多样化；教材的编审分开，不同地区在国家宏观指导下编写和使用教材等。9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实践的发展，各地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课程改革日益深入，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各方面进行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积极性和作用，国家教育部制定了课程的三级管理政策，进一步放权，允许各地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己地区的地方课程，编写地方教材；有条件的地区，可制定教育大纲和课程标准，编写和使用教材。

    由上可见，国家课程政策的变化反映着教育政策的变化，也体现着国家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在教育领域引起的变革。

    （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改革与发展是多种矛盾关系辩证统一的变化过程；要制定好的课程教材政策，必须处理好各种矛盾关系。

    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演变过程可以看到，有几对矛盾范畴或关系范畴对课程政策发挥着重要影响。而这几对关系范畴，也是制定课程政策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1.政府行政指令与教育发展规律的关系。课程政策是国家教育意志的体现，必须反映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在中国是这样，在外国也是这样。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制定课程政策的权利，并进行相应的课程管理职能。但政府制定课程政策，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必须建立在对国家的教育实际和国际教育发展进行充分科学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不能凭主观和长官意志，特别是不能为了片面追求教育的短期结果、完成“任务”而作出超越时间限制和实际可能的决策。课程政策应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长期性，不能变化太频繁和跳跃性太大。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历史的教训。在制定面向新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政策时，要注意吸收历史经验和教训。50年基础教育课程政策的发展变化是一个不断摸索、曲折前进的过程，其中有喜有忧、有经验也有教训；其中一个重要经验是，正确的课程政策的制定既要体现国家的教育意志，也要遵循教育规律，并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

    2.课程的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制定课程政策，制定教育目标，必须从国家的教育实际出发，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民族性和民族总体特征，有利于本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但是，强调民族性不是不要国际性，强调国际性也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强调民族性与国际性是统一。一个民族，只有把自己放在国际大环境中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课程政策的制定，也应符合国际教育和课程改革的基本趋势，不能落后于国际教育发的步伐。课程的国际性和民族性这一对矛盾一定要处理好，尤其是在未来时间更要如此。

    3.课程的多样化与统一性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基本上采取了统一性课程发展方针，或者说我国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实行了中央高度统一的课程政策。但是，我国也曾经尝试过下放课程管理权利，允许地方编写并使用自编教材。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推行课程教材多样化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效果。综观基础教育课程发展50年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课程统一性与多样化是一对经常起作用的矛盾，二者之间存在着辩正统一的关系，不能人为地割裂。统一性代表着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教育意志的体现；而多样性则是教育实际和学生发展、国家教育长期发展的客观要求。统一性是多样性基础上的统一性，而多样化是统一性要求前提下的多样化。多样化不是不要国家意志，不等于地方化，不是追求花样翻新，更不是不顾客观规律的标新立异。多样化的实质在课程教材的特色，归根到底在于课程的科学性和教材的质量。至于是实行统一性政策，还是实行多样化政策，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情况决定。

    4.课程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关系。课程发展是历史的连续的过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族文化传统、教育传统与现代文化教育和国际教育进步结合的产物。在制定课程政策时，必须处理好继承与改革的关系。对历史，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全面继承，而应批判地吸收有用成分；对国外课程及其政策，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一概否定。比如，在当前课程改革中，就应处理好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关系问题，而不能片面否定分科课程在课程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已有的课程教材研究机构和人员，也不能采取全面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在课程政策的偏差，将直接导致课程实践上的失误和问题，给教育实际带来不好影响。

    此外，还应正确处理课程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课程管理中国家、地方与学校的关系，课程结构中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关系，课程的阶段性发展与长期发展的关系，等等。

    （三）教材政策特别是教科书政策50年的变化，不仅集中反映课程政策的变化，而且直接关系到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说，教材政策是课程政策的核心内容。

    在我国内地，50年来的教材特别是教科书的研制与发行具有很强的行政性质，是一种国家行为；教材的发展经历了“一纲一本”到“一纲多本”、由“国定制”到“审定制”的变化。具体而言，在1988年以前的三十多年里，实行“国定制”或“统编制”。课程计划（教学计划）由国家教育部（教委）统一制定和颁发；教科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制出版，由国家专门部门（新华书店）发行。这种教科书政策是国家集中统一的课程政策的体现，对于国家统一教育意志，乃至维护国家的统一，都产生了积极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和义务教育的需要，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教材审定审查办法和九年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将教材“国定制”改为“审定制”，提出编写多套教材的规划。审定制即，经允许的各地编写规划的教材，经国家中小学教材审定审查委员会审查审定的，向全国推荐，由各地选用；经省级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的，推荐在相应的省选用。所规划的多套教材是面向大多数地区的“普通版”，面向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的“发达地区版”，面向广东等地的“沿海版”和面向经济文化比较薄弱地区的“内地版”，同时还允许上海、浙江等地根据自己的情况编写大纲和教材。到90年代初，各套教材相继出版使用，教材“一纲一本”的时代宣告结束，“一纲多本”甚至“多纲多本”的时代开始。从目前的教育实际来看，这种教材政策的实行有利地保证和促进了教材建设的多样化进程。当然，有些措施还有待于修改和完善；在课程教材多样化过程中，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探讨。

    我国台湾地区教科书制度的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与内地相似的过程。香港地区则实行“选用制”，澳门地区实行“自由制”。上述四种不同的教材制度，到底哪重更好，不能一概而论。

    主要参考文献

    1.熊明安：《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

    2.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课程教材研究十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课程教材研究所编：《课程教材研究1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当代教育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教育》（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5.胡瑞文主编：《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叶立群著：《课程教材改革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2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