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儿童心理发展研究中一向存在着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儿童的智慧发展，即皮亚杰所说的儿童与物理世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另一个就是儿童社会行为的发展，也就是儿童与周围人们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心理学家对前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得比较早，早期的儿童心理学家大多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理论，如普莱尔、霍尔、彪勒、格塞尔等等，较晚近的儿童心理学家如皮亚杰和信息加工流派的许多心理学者的研究则对当代发展心理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有些心理学者把这些研究儿童智慧和认知发展的理论称作“强理论”。原因是，根据科学哲学的一般看法，一门科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大的方面：经验、形式和概念解释。经验，指的是采用实验、测量、分类手段获得实证材料；形式，指的是用有逻辑结构的形式命题系统来表达科学内容；概念解释要解决的是科学理论的结构。在这三个方面，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研究所做的工作的确是远远胜过了对人格与社会性的研究。所以，像弗洛伊德、艾里克森等人的人格和社会化理论，往往被称为“弱理论”。
　　这种情况近期虽然没有根本的改观，但是由于人格和社会化问题在人类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并不弱于智慧和认知问题，所以，心理学者对人格和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在近年来是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
　　1987年，我在参加国际行为发展研究会第9届双年会时发现，国际心理学界对社会性发展的研究已经占据中心地位，而我国研究者对此似乎还缺乏应有的重视。于是，我从1991年到1994年期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下，进行了一项有全国18个单位参加的协作研究，题目叫做《中国3～9岁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陈会昌，1994）。这项研究算作是对我国儿童社会化的一次比较系统、但仍然是非常初步的探索。
　　1995年，我从澳大利亚和荷兰访问一年后回国，即开始了另一项跨文化的研究，即《儿童早期社会行为发展与父母教养方式的追踪研究》。此项研究在1996年和1999年两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同时获得加拿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如果说1991年开始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探索性的初步研究，那么本次研究可以说是一项比较深入的研究，其标志在于研究方法的变化。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及其合作者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影响。
　　1996年，我在参加国际行为发展研究会第14届双年会时，曾听过杰罗姆·凯根的一次大会报告，题目是《气质对儿童发展的贡献》，他在这次报告中指出，过去，很多人在对气质进行研究时往往采用父母报告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两种方式——父母访谈和父母问卷调查。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父母拥有对儿童最直接、最可靠的了解，能够提供儿童在较长时间段内的最广泛的信息；父母有机会观察儿童在各种自然情境中的行为，能提供关于儿童的典型行为；用问卷的方式还能以标准化的方式最快速度地获取信息。但这一方法存在许多问题。其一，父母进行报告的时候，他的言语符号系统与非言语的感知觉经验要发生冲突。言语系统总是要求前后一致，他们进行言语描述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像用心理漏斗来过滤的过程，以修正感知觉方面的不一致，增大或减少差异，从而创造一个清晰、一致的儿童形象。其二，言语词汇毕竟是有限的，它不足以描述所有人的心理状态或特征。其三，问卷的问题的备选答案中无法涵盖所有的可能性，儿童的真实情况在问卷上得不到全面的反映。其四，问卷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有假设的背景，不同的父母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用不同的情境做对比；此外，不同的父母对词义的理解也不一样，他们的判断标准的宽严也不一样。最后，父母的人格、教育水平、社会地位等也影响对问卷的回答。在用父母报告的方式获得的资料中，父亲和母亲以及父母和观察者之间的一致性最好时也只能达到中等程度的相关。另外，那些经过认真修订的婴儿气质问卷，经许多国家的使用后发现，这些量表的设计具有局限性。这种量表的前提假设是：北美有关儿童气质的个体差异的观点和其他文化背景下儿童气质的观点是类似的。这种显而易见的不恰当性造成了心理测量工具在跨文化应用时的公正性问题（Kagan，1989)。
　　凯根认为，父母报告的方法适合于进行临床的、大范围的、基础性的研究。如果研究气质的目的在于深度研究，采用实验室观察才是更好的方式（Kagan，1992）。实验室观察给儿童呈现一些有控制的具体的刺激，以此引发儿童的特定的行为反应，从而研究儿童行为上的、能反映内在特征的个体差异。为此，凯根等人对爱因斯沃斯在研究母——婴依恋的个别差异时建立的“陌生情境”技术进行了改进。在这种陌生情境技术中增添了一些逐渐增大的压力情境，观察儿童在陌生情境中的行为反应。他认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反映了儿童的气质差异。在凯根设计的实验室结构观察中，通常是让一个婴儿或幼儿与母亲一起进入一个不熟悉的房间，在40～60分钟时间里不断变换陌生人和新奇的玩具，观察儿童对陌生人、陌生事物和情境的反应。
　　凯根还认为，在托马斯和切斯提出的儿童气质的九个维度中，有一个维度是最稳定的，这就是托马斯和切斯所说的“接近／回避”维度，凯根沿用了巴甫洛夫的术语建构了一个新概念，即抑制性。行为抑制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反映出来：幼儿与陌生人开始谈话的时间，与陌生人或陌生物体接触的潜伏期，与母亲亲近所花的时间或离开母亲的距离等等。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北京市的258名2岁儿童。取样时间是1995年5月到1996年初，在追踪的5年当中，被试不断地流失，至今仍然保持联系的被试为 180人。这些被试都是发育正常、智力正常的儿童，其父母的文化水平和职业均能代表北京城区的一般居民。
　　（二）研究方法
　　研究的基本方法对观察，前期主要是实验室结构观察，采用的程序与凯根等人的程序基本相同。在实验室观察的同时，让被试父母填写一系列问卷，包括社会人口统计资料、家庭背景问卷、儿童养育问卷、艾肯巴赫的儿童行为核查表、儿童行为问卷、父母关系问卷等。对儿童的实验室结构观察分别在儿童2岁、4岁和7岁时进行了三次。
　　在追踪研究中我们又加入了一些自然观察，包括在儿童4岁时在家庭中和父母的自由游戏以及儿童6岁时在幼儿园自由游戏情境中的行为，当被试进入小学后，我们又观察了儿童在课外活动时间的同伴游戏行为。
　　对被试的实验室观察都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儿童行为实验室进行的。为了保证观察的质量，我们在1994年和2000年两次对实验室进行了装修和设备改造，使之成为当前国内设备最先进的儿童社会性发展实验室。实验室中装备有可以快速转动的摄像机，实验室的一面墙上装有大镜子，可以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摄下儿童在实验室任何角落的行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凯根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中很少采用自然观察法，而到被试家里进行现场观察则更少见。据陈欣银教授的解释，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西方，个人隐私权非常受重视，深入到人们的家里录像，还要长期保存录像带，要涉及许多法律问题，这种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遍查70年代以来的文献，竟没有发现一篇家庭自然观察的研究。
　　其次，从研究方法的性质来看，实验室的结构观察属于人们常说的“定量研究”，即研究者定向的研究、演绎式的研究；而自然观察，则属于“定性研究”，或称被研究者定向的研究、归纳式的研究。我们的追踪中加进了这种定性的方法，既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有别于凯根的地方。当我们掌握了大量的自然观察资料以后，对儿童心理发展必然会有更深层的认识。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我国2岁儿童的行为抑制特征
　　我们的实验室结构观察结果显示，我国2岁儿童的行为抑制性特性不是正态分布、而是偏态分布的，即行为抑制的儿童占样本的20％，而非抑制儿童只占10％。这一结果与凯根对美国白人儿童的研究结果不同，在他的样本里，抑制和非抑制儿童各占大约15％，基本呈正态分布。从父母教养态度来看，我国的行为抑制儿童和西方的类似儿童的境遇大不相同。我国的父母能够很好地接纳他们的行为抑制的孩子，而西方父母的接纳程度显然要低一些（陈会昌、张越波，1998）。
　　（二）我国2岁儿童对母亲的依恋特征
　　我们采用爱因斯沃斯的实验程序对儿童的依恋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2岁儿童对母亲的依恋也有四种类型，即淡漠型依恋、安全型依恋、缠人型依恋和混乱型依恋，分布比例分别为 11％、 73％、7％、9％。其中安全型和混乱型依恋的表现与国外研究者描述的西方、日本等国家的儿童大体相同，而淡漠型和缠人型依恋为我国儿童所特有，其表现特点与国外研究者描述的焦虑——回避型及焦虑——矛盾型依恋有明显区别。西方的焦虑——回避型依恋儿童与母亲的关系比较淡漠，而且在母子重聚后对母亲有明显的回避行为。我国的淡漠型依恋儿童虽然和母亲的关系也比较淡漠，但他们在母子重聚时并不回避母亲。其次，我国的缠人型依恋儿童与西方的焦虑??矛盾型依恋的儿童相比，对陌生人和陌生环境同样表现得非常拘谨、退缩，但他们在与母亲重聚时很少表现出生气、反抗、踢打母亲的行为（梁兰芝、陈会昌，2000）。
　　（三）我国2岁儿童在实验室压力情境下的情绪调节策略
　　对儿童早期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国外在这方面积累的资料也不多。我们参考了Grolnick等人研究幼儿情绪调节策略时采用的编码方法，对我们样本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2岁儿童已经具有复杂的情绪调节策略。他们使用的策略主要有六种：积极活动、分心、自我安慰、寻求他人帮助、被动行为策略和回避策略。在5种实验情境下，积极活动策略出现的频率最高。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与母亲的介入程度和陌生人行为有关，母亲言语的数量和特征与儿童策略使用显著相关；儿童的策略使用与陌生人对儿童的要求、安慰、赞扬也有密切关系（王莉、陈会昌，1998）
　　（四）在家庭自由游戏中的母子互动特点
　　在儿童3～4岁时，我们深入到儿童的家庭，观察了在自由游戏和特定的拼图游戏情境下母子互动特点。对观察资料的编码系统是我们自己确定的，包括对母亲行为和儿童行为的编码。结果发现，在母子共同参加的自由游戏中，母亲行为主要有五种类型：积极指导、旁观、交流、母亲自己玩、母亲对孩子的应答。但是，当我们向儿童提出一个包含任务的拼图游戏、让儿童玩时，母子互动就发生了变化，这时，母亲对儿童的直接要求显著增加，而对孩子的指导明显减少，母亲的积极情绪减少，消极情绪显著增多，儿童对母亲的依赖行为也明显增多了。
　　母亲的受教育水平与她们对孩子的接受行为呈显著正相关，与她们对孩子的直接要求、高控制行为和代替行为呈负相关。另外，母亲与女儿的互动质量显然不如与儿子互动的质量，这表现在，母亲对女儿的高控制较多，而女孩与母亲不交流的程度也多于男孩。
　　（五）在家庭自由游戏中母亲的控制策略与儿童的顺从行为
　　家庭自由游戏中，我们还分析了母亲的控制行为与儿童的顺从的关系。结果发现，母亲的控制策略可以划分为强控制、中等控制和弱控制。对儿童进行控制时，母亲使用最多的是直接命令、占全部控制行为的36％，间接命令次之，占31％，否定性控制占比率最小，只有4％。儿童对母亲的顺从行为占他们对母亲全部反应的56％，不顺从行为占44％。在儿童的不顺从行为中，消极不顺从行为最多，其次为直接对抗、简单拒绝、辩解和讲条件。这说明，3岁儿童对母亲的不顺从行为中，无技能不顺从占优势，而故意的、有技能的不顺从较少。母亲的弱控制策略与儿童的自觉顺从相关最高，强控制策略与儿童的无技能不顺从相关最高；中等控制策略则与儿童的顺从或消极不顺从反应呈明显相关。当儿童出现不顺从行为时，母亲的弱控制策略更容易使儿童转而出现顺从行为，强控制策略导致的是儿童的情境性顺从。
　　（六）父母教养态度与儿童从2岁到4岁期间的问题行为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分析了儿童从2岁到4岁期间外显问题行为与内隐问题行为的发展特点、特定性及其与父母教养态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儿童在这3年之间，外显问题行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内隐问题行为稳定性较低。在父母的教养态度上，父母的稳定性高于母亲的稳定性。从2岁到4岁期间，父母对孩子的惩罚行为与儿童的外显问题行为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交叉滞后因果分析证明，不是2岁时父母的惩罚导致了4岁时的外显行为，而是2岁时的外显行为问题可以预测4岁时母亲对孩子的惩罚行为。这一结果说明，孩子的天性会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态度。
　　（七）儿童从2岁到5岁期间抑制性的稳定性
　　这项研究分析了儿童从2岁到5岁期间其抑制行为的稳定性，结果发现，儿童在这年中的抑制性特征保持了中等程度的稳定性，其中，极端抑制的儿童和极端非抑制的儿童的行为风格保持得最好。一部分儿童的抑制特征在4年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其中四分之一的儿童从2岁时的抑制倾向发展为4岁时的非抑制倾向，十分之一的儿童从2岁时的非抑制倾向变为4岁时的抑制倾向。其余65％的儿童基本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