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学校

 

——北京十一学校教改系列报道（上）

 

    3月29日，来自湖北黄冈市教育界的一批核心人物，包括著名的黄冈中学的校领导，结束了在北京十一学校第一阶段的学习。该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学因此见识了一所与众不同的中学。“这是理想中的学校，代表着未来教育的方向。”他说，“时间太不够了，要学的东西很多。”

    在他们到来之前，教育部刚刚在十一学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该校6年来的教改经验，新闻发言人形容为“悄无声息”但“惊天动地”。

    虽然在此工作了多年，但有30多年教龄的于振丽“从没想过会有这样一所学校存在”，高三年级的黄启皓同学则说它“非常神奇”。这所已创办62年的原中央军委子弟学校，曾以纪律严明著称，连自行车的停放都得首尾一致。2007年10月，李希贵辞去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负责人一职，出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从前任校长李金初手中接过改革的接力棒。

    “我们真正想做的，是为孩子营造一个适合成长的环境，让他们发现自我、唤醒自我，最终成为自我。”李希贵说。这使得他所在的中学必须重新定义“学校”：它不只是学生学习的场所，更是他们寻找同伴、犯错误、生长想法的地方。

    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的专业人士对该校高中年级进行了满意度调查，显示校长的良好愿望没有落空：有93.7%的同学认为“学校平时做的和说的一致”，比例更大（97.3%）的学生则“为进入这所学校感到自豪”。

 

    校园是学生生长想法的地方

    在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校方提供的材料没有提及高考成绩（尽管该校去年的300多名毕业生中有81人进入北大和清华），他们更在乎师生的真实感受。

    十一学校的科学实验班意在培养“未来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首届的30人去年毕业，在回顾“十一学校最特别的地方”时，有22人不约而同地写到了“自由”、“开放”、“自主”、“灵活”。在这座面积达200多亩的校园里，学生的自由自在，令一些外来参观者感到惊讶。

    初一男生刘行健喜欢改写电脑程序，并以攻破学校电教员设置的安全屏障为乐，多次与电教老师斗智。他的“捣乱”行为暴露后，老师不但没有强行制止，反而把酷爱IT技术的他选拔到了枣林村书院，根据其要求“私人定制”了电脑。大约半年后，在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课题报告会上，这名男生旁若无人，手舞足蹈地演示了几款他开发的游戏软件。

    “我们培养的不是‘小兔子’，而是‘小老虎’。”刘子宏老师说，她被学生称为“绵羊姐姐”。

    “不占用学生自主学习和休息的时间，是对学生的基本尊重。”这句话被写进了《十一学校行动纲要》——一份确定重大原则与基本价值观的纲领性文件。去年12月，有学生在网络上撰文，批评一些年级不遵守学校规则，在下午4点20分以后的自主时间里安排学科考试、选修课，“不同程度地强制学生参加”。

    十一学校要创造学生对自己负责任的教育机制，把大量选择的机会还给了学生，引导他们学会规划和管理自己的时间。从2011年开始，高中部开始选课走班（初中部则推迟一年），学生每学期都得基于各自的现实与理想安排每天的课程表。而每天下午4点20分后的那一个多小时，则属于全体学生的自由时间，这使得社团活动变得前所未有的火爆。但是，在老师重新占用这段时间的大约一个月里，社团显示出了它的脆弱。校团委副书记戴冲看到，校园里原本很活跃的各个角落，“变得安静了”。

    选课走班后，学生“神出鬼没”，一些老师感到很不安，认为不少学生都在“瞎晃悠”。过去的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埋头做题呢。学生已尝到了自由的甜头，现在又要被老师圈在教室里，大都很不情愿，辩论社的几位同学把意见塞进了年级设立的意见箱，没有得到回应，便在网上发帖，还给校长发了短信。

    李希贵曾写过一本书——《学生第一》，他这些年的努力也是为了让这个理念变成看得见的事实。他把学生的短信转给几位学部主任，并问他们“这样做合适吗？”冲突以老师的妥协而告终，但一些人抱怨“校长太惯着学生了”。历史特级教师魏勇却比较兴奋，他说：“学校的教育把学生变得越来越不好管了。”

    “拜占庭”街舞社喜欢举办舞会，主管活动的一位老师曾经批评参加舞会的女生穿得太少，要求那些穿抹胸的女孩必须穿上披肩，而且不许外校学生参加。社长是一个男生，特意穿了一件不带披肩的抹胸来到舞会上，以示抗议。

    “校园是孩子生长想法的地方。”李校长说。学校设立了众多奖项，鼓励的是学生与众不同、追求卓越、敢于担当的领袖气质与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每年都有一批学生因为敢想敢干受到校长的嘉奖，他从每年的稿费中拿出一万元，设立了“校长奖学金”。获奖者中有一个叫“学生内阁”的组织，俨然成了校园民主的代言人，它对学生军训改革、食堂等方面的建议，很多都被采纳。

 

    “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

    备受诟病的校服向来被视为抹杀个性的教育的象征，十一学校在2013年9月改变了它的形象，推出50款新校服，分为休闲装、运动装和制服三大类，供学生自主选择，在网上引来一片尖叫。

    当有人抱怨宿舍关灯太早，校长就鼓励他们成立项目组，进行作息时间的问卷调查，学生拿出了方案，并被校方采纳，学生宿舍从此有了三个不同的熄灯时间。

    当一些外来者在课间惊奇地看到十一学校的学生背着书包在各个教学楼“上蹿下跳”时，他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些孩子正走在发现自己的路上。

    这场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但用副校长田俊的话来说，没有一位老师怀疑学校改革的方向，“我们都认为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这其中，就包括“造就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

    这让十一学校看起来像一家“教育大超市”，它的主要产品是课程，学生各取所需：4174名学生形成了1430个教学班，每人一张与众不同的课表；全校265门学科课程，只有17门属于必选；另有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门职业考察课程和272个社团。这些枯燥的数字对应的是“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的课程体系，通俗地说，是努力实施面向每个个体的教育。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程，许多学生最初手忙脚乱。“常见的问题，是没有想清楚，在选课平台上瞎点，结果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那门课。”耿艺佳同学说。

    即便是“卓越学生”陈天泽，在首次选课后，也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他受虚荣心的驱使，不顾自己要出国读书的计划，“选了最多、最难的课”，结果连作业都完不成。

    魏勇是“历史I课程”的主要开发者，这门课服务于工程、经济学、数理方向以及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只需选修一年，但理科生陈天泽直到高三还在上这门课。

    “我们要在课堂上形成学生将来忘不掉的东西，就是关于历史的体验和思维方式。”魏勇说，教师核心的工作之一，就是设计好问题，激发学生讨论的兴趣。回答“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什么”没什么意义，挑战性的话题应该是：辛亥革命为什么推翻了清政府，却不能让中国走向富强？

    魏老师还兼任学校枣林村书院院长，书院的一大任务，是为学生创造课程，满足高度个性化的需求。四年制高一学部主任王笃年给魏勇打电话：有十几个孩子特别喜欢历史，能否给他们开门课？于是就有了一门课专聊“历史原著”，每两周读一本书，然后讨论。有几个学生要上数学“实分析”，学校无人能开，便把北师大的一位教授请来，每周授课两个半小时。

    高二学生刘佳琪不用再以装病的方式逃体育课了，因为她选择了最喜欢的羽毛球。有的同学期待在泳池中一展身手，还有人的兴趣是网球或者击剑，而这些都能在22个模块的体育课程中得到满足。

    刘佳琪在话剧《雷雨》中出演了繁漪，并与几位同学自编自导自演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她选修厨艺之后，第一次独立给家人做了一顿饭菜；她上服装设计课的成果，是给一只“小熊”做了一件带抹胸的拖地长裙，被妈妈摆在家中显眼的位置。包含12个剧目的综合戏剧课程、15个模块的技术课程带给刘佳琪与同伴们“神奇的体验”。

    “在难度最大的数学教学班里，他可能是全校瞩目的‘学霸’，但在《歌舞青春》音乐剧里，他可能是跑龙套的；在生物学科教室里，某学生已经成为学科助教，而在机械技术的课堂上，他不过是一位初级学徒。”李希贵说，每一位同学每个学期都会选择在近10个不同的同伴群体里学习、生活，他在每一个团队都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自己的责任。

    在充满选择的校园和课程中，学生可以找到更多的同伴，尤其是有着共同爱好的同伴。每个学生的交往范围，从过去的平均40人，增加到了现在的300多人。2013年的调查显示，超过95%的同学表示，“在学校里，我能找到一群志趣相投的同学”，“我很喜欢我的同学”。

 

    唤醒“心中的巨人”

    刘毅伦不是学生干部也非社团负责人，他的经历颇能说明一个学生的内动力在这里如何被激发。

    若干年前，他从外地来到北京上小学，遭到小朋友的排挤，这个阴影伴随他多年，上中学生后，还是“一打电话就结巴”。

    十一学校鼓励并支持每一位同学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刘毅伦终于有了试一试的勇气。他抓住了新校服的机会。“能不能办一场校服发布会？”这个腼腆的男孩问。他在网上抢到了“校长有约”的名额，在周一与李希贵校长共进午餐时，鼓足勇气说出了想法。

    刘毅伦费尽口舌请到了28名男女生做模特，并邀请了40多位家长到场。2012年12月12日，他亲自主持那场“很炫”的校服发布会，紧张得好几次忘词。他因此获得“校长奖学金”，一改有点“蔫巴”的形象，去年年底，他又成功策划组织了全校奖学金的颁奖典礼。但他更为人熟知的角色，是校服中心热情的导购，他侃侃而谈，充满自信。该中心位于图书馆一楼，看起来与外界的服装店无异，从设想到选址、设计、装修、购买建材，均由刘毅伦和另一位同学做主。“这些经历让我对自己的设计才能更有信心。”他说，其职业方向是设计师。

    在十一学校，凡是学生能做的事情，老师都会退居一旁，把空间和机会让出来。即便是接待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夫妇，校长也只是在迎接与送别时体现他的存在，致辞、陪同、赠送礼品之类的任务都交给了学生。

    “学校现在特别相信我们。”吴汉霄说。他是学校著名的社团“拜占庭”街舞社的成员，他在其中体验到了音乐的魅力，不久前被洛杉矶音乐学院录取。

    “唤醒心中的巨人”是十一学校2014年教育年会的主题。要发现并唤醒潜伏在每个学生心中的内动力，该校认为，只能走个性化教育之路，让他们在丰富的选择和体验中发现自己。

    200多个社团成了不可替代的渠道，尽管一些老师仍对它抱有偏见。校园里随处可见各种海报，大都设计精美，招募员工、组建团队、成立公司……

    许多学生超越了获得社团课程学分的功利想法，忙得不亦乐乎。梁紫珮除了考试期间，几乎每天都会在乐仁咖啡厅工作大约3个小时。它位于高中楼旁的一个宽约200多平方米的地下世界，与几家经营文具、小首饰、小玩意的“格子铺”为伍，这些“店老板”是招标会上的获胜者，每月只需给学校10元租金。

    紫珮最初只想在这里玩一玩，结果“离不开了”，还成了主管。她用一年时间学会了制作咖啡，自信能让懂行的客人挑不出多少毛病。更重要的是，提前实践了自己的商业理想。

    如果出现资金和策划上的困难，校园经商者还可以向高二学生韩彦杰负责的“圆梦银行”求助。它目前有3个固定的客户，还投资2000元成了一家小商店的股东。它发放的最大一笔贷款，是为一名在校园狂欢节上卖鞋的同学提供一万元的支持，两周后收回本金，获得利息100元。

 

    为自己奔跑

    “哈佛的独特之处是什么？”陈天泽问哈佛大学的一位本科生。对方说：“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教会学生如何拥有梦想，如何追逐自己的梦想。”

    陈天泽认为这表达的正是他对十一学校的感受。他是学校少年社科院的院长，经常组织“院士”们讨论《1984》、《动物农场》、《通往奴役之路》一类的书籍，还举办过校园版的TED大会，并联系美国方面获得了正式授权。

    “它很适合我。”陈天泽笑着说，“它给我很多机会，让我去发现自己，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番话在十一学校有点像“陈词滥调”，因为很多学生都这样说。

    但对耿艺佳同学来说，这是一种挑战。她生活在一个管教很严的家庭，习惯按照父母的想法成长，“没什么主见”。但十一学校让她变得不同以往。“在这里很多事情必须你自己去选择、作决定，老师只会提供建议。”她微笑着说，这是一位很安静的学生，但你能从她的言谈中感受到一股力量。她曾提出不想参加月考，因为大考后的状态调整，至少会持续两周，影响学习。“老师列举了一些应该参加考试的理由，最后让我自己作决定。”耿艺佳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培养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耿艺佳的父亲特别希望女儿学经济，但孩子已不再言听计从。这个从小就讨厌跟钱打交道的女孩，觉得帮助别人更快乐，比如给同学讲题。高二下学期，她确定了未来的职业方向：老师或者翻译。她最感兴趣的是英语和德语，因此放弃了清华大学的60分加分，决定裸考北大，在她看来，后者的语言学科要强于前者。她的同学黄启皓从初中开始就读《拿破仑法典》、《论法的精神》，也没有接受清华慷慨给予的60分，而要报考北大的法律专业。巧的是，也有两名理科生放弃了北京大学的60分，选择报考清华。

    在十一学校，越来越多孩子的高考志愿不再被父母掌控。

    魏勇是一位颇受学生追捧的教师，在宽大的“魏勇公民教育”研究室里，他靠在厚实柔软的沙发上侃侃而谈。担任教师20多年来，他从未像今天这样如鱼得水。魏勇笑称自己在重庆任教时过的是“人格分裂”的日子，心存一点教育理想，但不得不埋首于分数。

    “在十一学校，我的教育理想‘卷土重来’了。”他笑着说，“过去，学校是‘包办婚姻’，不幸的几率很大。现在，是‘自由恋爱’，这未必一定幸福，但是幸福的几率要大，所以人们才追求自由恋爱。”

 

 

追求真实的教育

 

——北京十一学校教改系列报道（中）

 

    在北京十一学校的“新陈代谢”中，老师正在经历蜕变的痛苦与兴奋。不止一位教师流过眼泪，他们有时希望回到熟悉的老路，但内心又提醒自己“不能用后退的方式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这场逐渐深入的改革颠覆了老师对学生旧有的理解，促使他们重新认识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喜欢和期待的老师，不是把我当做学生的老师，而是把我当做叶枫的老师。”十一学校高中女生叶枫的话，重新定义了师生关系。

    “我们以往过分夸大了学校教育的力量，把教育当做自己手上挥舞的感化与惩治的大棒，一厢情愿地把相同的教育强加在不一样的孩子身上。”校长李希贵说，师生关系一平等，真正的教育就出现了。

 

    很多时候，学生是在“装”

    距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几天的时候，44岁的曹书德进京，成为十一学校的老师。此前，他任教于湖北宜昌市的一所中学，是公认的优秀班主任，擅长让接手的班级朝他希望的方向改变。但北京这所名校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当初使自己成为湖北名师与特级教师的许多做法“确实是错的”。“老师也要知错就改。”他笑着说。

    过去尽管辉煌，但曹老师坦言“那不是深入学生心灵的教育”。他说：“很多人在那样一个班级中间，是被裹挟着前进，而且心生恐惧。”

    曹书德个子不高，脸色略黑，笑容憨厚，但在湖北任教时，这位班主任的面孔常是“板着的，有一点苦大仇深”，只要他踱着步子走进教室，喧闹就立马消失，然后是一片翻书声。

    有一次，曹书德问那些就读于名牌大学的湖北籍毕业生：回忆高中的时候，有愉快的感觉吗？一名学生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直言“没有”，但是感谢曹老师当初对他那么严格，“才多考了几分”。

    “如果学生的中学阶段不愉快，那我觉得教育就是失败的，因为那是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你不能说就这几年痛苦，毕业后会享受幸福，这怎么可能呢？人生是不能割裂的。”曹老师说。

    他在十一学校的同事于振丽，与他有着相似的过去，把自己的印记烙在学生身上，“把你塑造成我，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于振丽教出来的学生”。

    从这两位老师的过去，可以看到众多优秀班主任的影子：他们善良，为学生好，想尽办法让大家追着分数跑，有着一股强烈的“我要改变你”的欲望。他们通常都比较严厉，是做思想工作的高手，而且有得力、听话的班干部协助维持纪律。对于这个“世界上最小的主任”，很多学生是又爱又恨。

    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促使“曹书德们”不得不审视自己的历史：原来此前引以为傲的改变，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很多时候，学生们是在装，是投老师所好。”曹书德说。

    十一学校的同一批学生在选课走班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就很能说明问题。当有班主任“罩”着的时候，“绵羊姐姐”刘子宏在孩子面前也能“说A就是A”。

    当孩子不再属于一个固定的行政班级后，他们展现了真实的一面。

    刘子宏想给一位化学成绩较差的学生讲几道题，被一口谢绝：“老师，我现在要去洗澡。”她还先后6次约一位化学成绩最高也不过18分的男生谈一谈，“但他一次都没来”。

    师生之间还上演过一次“猫追老鼠”：气喘吁吁的“绵羊姐姐”追上身高一米八几的学生后，听到对方说：“老师，最近我在学物理。”

    连学部主任于振丽也像年轻教师刘子宏那样，被学生用一两句话就打发走了。“我怎么办？只有等待，不放弃对他的关注。”她强调说，“教育需要宽容和等待。”

    说这句话容易，真那样去做很难，尤其是对于振丽这样的优秀教师而言，不经历一番内心的纠结很难改变。回到两三年前，黄启皓同学眼中的这位学部主任，“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修正你”：头发长了，不行；不好好走路，不行；上课低头看指甲，不行；作业没写完，不行。这些内容成了去年成人礼上“师生反串”节目的素材，有人捶胸顿足、表情夸张：“我物理考成这样，有何颜面见于奶奶？”另一人一本正经、表情严肃：“XX同学，你头发怎么那么长，该剪了吧，周一咱俩比一比，看谁头发短？”“学生”嘟囔了一句：“这老师真多事！”这时，“于奶奶”就坐在台下，咧着嘴大笑。这位“原来挺爱发脾气”的老师，在学生眼中，现在变得“特别爱笑”。

 

    放养的学生反而最乖

    十一学校没有了班主任，却提倡“人人都是班主任”——每个老师都应该负起教育的责任，但又不能继承传统的班主任的管理方式。他们多了一个绝大多数中学老师没有的身份：导师，负责对学生进行人生与职业引导、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少数教师能者多劳，还得兼任教育顾问或咨询师。

    一位年轻教师在学校内部的交流发言中，坦言他所遭遇的挑战：学生在觉醒，管理变成了服务，失去权威的老师应该如何服务学生的成长？

    教育顾问曹书德与所谓的“问题学生”交往比较多，他的经历相信或许会给那位年轻同事一点启发。“与老师交流时，我如果还在说怎样降伏了一个学生，我自己都会脸红的。”他笑着说。在学校“多一些对话，少一点强制”的氛围中，过去那种看起来“立竿见影”的说服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曹老师需要经常克制改变学生的冲动。好在老师能用来约束学生的手段已经所剩无几，只有一种叫做“过程性评价”的机制，但它的开发，主要是为了“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并施以管理，随时随地以评价结果激励学生”，目的还是要实现“让学生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评价指标因学科而异，但都是学校希望学生“高度重视的关键因素”，比如自学自研、完成作业、实验探究、与人合作的情况，以及在课堂上思考问题和参与讨论的表现等等。有3个女生因为在魏勇老师的历史课上很少参与讨论，影响了评价的分值，她们在周五中午找到魏老师，聊了一个多小时，还哭了鼻子，这让魏勇暗自得意：“比我主动找她们谈效果好多了。”

    中国的学校并不缺少那种动辄给学生贴上某种标签的老师，十一学校的以下主张无疑会解救不少孩子：“在老师的心目中，不应该有坏学生，只可能有心智不健全的学生；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错误，就像学习走路的幼儿跌跟头，绝大部分跟道德品质没有多大关系。”

    曹书德约一名7次未参加升旗仪式的女生见面。在别的学校，这种学生可能会被戴上“不听话”的帽子。她对曹书德说：“曹老师，你想做我的思想工作啊，那我实话告诉你，已经不可能了。”老曹和颜悦色，赶紧解释：“只是和你聊聊，交换一下看法，说完了也就完了，你服不服都没关系。”他们主要围绕两个话题讨论：十一学校所有的规则当中，你觉得哪些内容是必须遵守的，哪些是无所谓的？人出生之后，就决定了有些东西完全改变不了，有哪些呢？“学生最后没有完全认同我，但也没有继续坚持她原有的观点，这种交流是不是给了她一些思考？”曹书德说。

    选课走班开始后，有一段时间，十一学校变得不再像过去那样井然有序。一名性格内向的新生每天战战兢兢，她很少与人交流，还曾萌生转学之意，大约两个月后才习惯这种学习方式。

    教学楼里的卫生状况也“触目惊心”，有一个教室因为学生活动，一天竟扫出六七桶垃圾。高一年级自主管理学院的几位同学为此组织了一次大讨论，一名男生站起来说，“开这个会没有必要，因为这事没什么大不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要率性而为、恣意妄为”。

    有的老师抱怨，很多学生不再像以前那样礼貌了，还经常与老师争抢电梯。有的学生见到校长也不起身，继续坐在带有轮子的椅子上，在媒体出版中心的办公室里滑来滑去。

    李希贵校长倒不觉得这些值得担心，反而认为那种希望眼皮底下都是乖学生的传统教育更让人忧心，因为它掩盖了学生的真实问题。“如果学生没问题，我们就没有教育机会，也就不需要老师和学校了。”他强调说，学校也是学生犯错的地方。   

    人是在错误中成长起来的。那名在年级讨论会上“大放厥词”的男生后来主动申请成了卫生管理志愿者。刘佳琪的第一个“小学段”（连续两周不上课，学生自主安排时间）几乎是在睡觉、玩耍和看时尚杂志、故事会之类的书中度过的，最后收获了“于心不安”。在最近的一次“小学段”中，她的表现不一样了：预习了下学期的6门课程，啃完了从未看完的《百年孤独》，完成了研究性论文《论20世纪90年代的颓废主义文学》。

    一位宿舍管理员告诉学部主任于振丽，他在学校30多年，感觉这一届高三学生最乖。而十一学校的选课走班正是从他们开始的。这让陪伴他们走过来的于老师有点得意，她笑着说：“放养的反而是最乖的。”

 

    让教室成为学生最喜爱的地方之一

    十一学校希望打破的是一种叫做“师道尊严”的东西，戴着“权威”和“强制”的面具。这所中学确立师生之间平等的地位，是从拆除高学生一等的讲台开始的，这个举动动摇了象征教师知识霸权的角色，迫使老师以平等的姿态面对学生。

    讲台消失之后，教师的办公桌被抬了进来，安放在教室的角落里。2010年，这所学校有50多年历史的教师办公室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标有教师名字的学科教室。

    《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指出：只有在师生相处中才能实现有效的教育。老师“必须坚持与学生相处”。那些习惯在课后回到办公室的老师，短时间内很难接受这种变化，他们不喜欢把自己的状态全部暴露在学生面前，“感觉很别扭”。但办公室已经回不去了，他们需要考虑把自己的学科教室当做家一样去布置。这个新事物出现一段时间后，老师们发现，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其实与自己的魅力有关。如果一位老师除了上课期间，一天到晚面对的是教室里的冷冷清清，那他会坐立不安的。

    历史教师贺千红“特别优雅，给人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她袅袅地走来，往教室里一站，全班就不说话了，都看着她”。贺老师的学科教室不设垃圾桶，认为“有碍观瞻”，养的花也很精致，还挂了一些字画。当教室里比较暖和的时候，贺千红会语气温婉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在这里吃东西，我怕蚂蚁进咱们这个屋子里来。”

    学科教室成了师生们交流最频繁的地方之一，并在2012年底的调查中，首次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校园场所之一，而前几年的调查结果中，教室难觅踪影。也是在这里，耿艺佳同学发现地理教师汪春燕很少能在中午好好的吃顿饭，“她要么不吃，要么就吃方便面，有一次她累得直接趴那儿睡着了，我看着特心疼”。黄启皓同学有一回则目睹政治教师刘梅“看着电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学校把学科教室交到老师手里，目的还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学生。2008年是十一学校的“课堂成长年”，一种理念从此逐渐深入人心：“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是学生的舞台，并非老师展示自我的地方。”以精彩授课而著称的生物教师王春易，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才完全接受这种观点。

    长期以来，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教育、教学是一回事，就是上好课，讲好那本教材”，没有意识到“自己面面俱到、精彩纷呈的讲解恰恰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思考力”。“我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不但没有失去它，还焕发了从未有过的活力。”王春易说，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折服。2012年，他们一起完成了近30个分组实验，品尝到了自制的果酒、果醋和泡菜。

    湖北黄冈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学第一次走进十一学校的课堂时，“感到很奇怪”：一个课堂里有两个老师，一个在台上讲，部分学生在听，一个在教室后面角落的办公桌前与几个学生轻声交流，还有几个学生在自己看书，既不听讲，也不发问。“只有当课堂属于学生时，他们才能有这样的自由。”王建学说。还有一回刘梅老师上公开课，主题是“理财”，一名学生走上前台，面对着校内外的老师，滔滔不绝，讲了几乎一节课的股票，大家听得兴致盎然，刘梅很少插话，面带微笑看着学生。

 

    对老师的情感毫不吝啬

    “那几个成绩很差的学生，如果不参加考试就好了。”在湖北宜昌时，曹书德身处同事暗中较劲的“分数谁排第一，谁排第二”的环境，偶尔也“很阴暗地这样想”。但十一学校反对这种想法，因为“如果你讨厌你的学生，那么你的教育还没有开始，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

    要成为符合十一学校价值观的老师，还必须重视以下两句话，它们也出自《十一学校行动纲要》：“学生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那么你在学校中的价值就有多大。”“我们可以原谅许多，但永远不能原谅的是对学生和教学的轻慢态度。”

    学生黄启皓以略带夸张的表情说：“在十一学校，如果我问一个老师问题，或者想和哪位老师聊聊，被对方拒绝的话，那简直就是惊天奇闻，值得我们在整个午饭时间来说这件事。”

    没有了固定的行政班级，不同的学生选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课程，为班级分数排名的做法，在十一学校既无必要也无法继续存在。“所以，我更看重的是能不能去影响具体的一个又一个学生的心灵、情感。”曹书德说，“与学生交流，启发他去思考，让他的情绪由消极变得乐观，这样的成就感比过去给我评一个先进班集体，要大得多。”

    曹书德这些老师的行为，需要接受学生的检验。这所学校淡化了评价的力量，围绕学校的生态，如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等等，开发了多种诊断指标，“最重要的目的是促进诊断对象的进步”，因而都从正面表述和引导。师生关系在调查问卷上变得很具体：“成绩不是老师评价我们的唯一标准”、“老师不会因为成绩的好坏而对同学们区别对待”、“老师鼓励我们思考和规划自己的未来”、“无论家庭背景如何，老师对同学们都能一视同仁”……

    这样的师生关系，会带给毕业生怎样的回忆呢？孙婧妍在2013年高考中获得语文148分的成绩，如今是清华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她应人邀请写了一篇“漫谈语文”的文章，其中这样表达对十一学校四位语文老师的感激：“这些老师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重视的是学生的语文素养，而不仅仅是分数”。“遇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成为喜欢语文的学生的幸运，而从头到尾都由这些老师教导，我只能说，我没法再奢望更大的福气。”

    十一学校的孩子表扬和感谢起自己的老师来，就像孙婧妍这样热情奔放。闫朝霞老师在2008年生日当天收到一张学生自制的《京城青年报》，上面刊登了她的两张照片以及全班同学的祝福与感谢。有多位老师在教师节那天成了众多国内外“著名刊物”的“封面人物”，其中校长一张面带微笑的照片登上了“时代周刊”。当然，这些刊物都出自学生之手。

    高三学生耿艺佳兴致勃勃的展示了老师发给她的许多条短信，小小屏幕上满是各种笑脸、鬼脸和温暖的话语。她说：“老师发的短信，就是一个字我都不会删。”

校长李希贵向全校4000多名学生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学生的短信，“即使很无聊，校长也会给我们回复”。去年李希贵生日那天，几名同学想逗他玩，装做是他在山东的老朋友，编了一条短信发过去：“老李啊，还记得咱们一起在山东的日子吗？听说你现在十一学校办得风生水起，不错啊！今天是你生日，祝你生日快乐！”黄启皓哈哈大笑，说：“他居然回一个‘谢谢你’。”

 

 

让教育自由呼吸

 

——北京十一学校教改系列报道（下）

 

    在今年北京十一学校召开的教育年会上，一位旁听的外校老师向作完主题发言的潘国双提问：“你觉得十一学校与你之前所在的单位相比，有何不同？”潘国双曾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6年，2009年从北师大数学系博士毕业后来到这所中学。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不喜欢太多人管我，也不喜欢被规章制度限制，限制越多，就越不想干事。”但这位年轻博士每天都马不停蹄，有时累得“像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却依然乐此不疲。

    36岁的潘国双在课程研究院领衔课程“数学V”的开发。2012年10月，校方还为他成立了“潘国双高端数学研究室”，让他和学校里最有数学天赋的孩子待在一起。当时他教的是高二，根据正常的安排，去年他应该跟上教高三。但为了潜心课程开发，他提出不跟高三，也如愿以偿。

    建设“家”一样的学校，是去年与来自上海的同行交流时，十一学校工会主席马玉琴的报告题目，而这也契合潘国双对十一学校的感觉：自由自在。

 

    让人感到自由而非被控制

    十一学校的老师累，有目共睹。该校从去年开始实行小班化教学，每个教学班最多不超过24人，这使得老师教的班级增多，工作量翻倍。按高二学部主任王春易的说法，一位老师大致要承担这些工作：课程的开发和课程的实施，落实个别化教学，兼顾教育的责任，在各种分布式领导中负责某项工作。

    上海迎园中学校长祝郁在十一学校学习期间，好奇地问授课的老师如何克服职业倦怠，“但他们说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刘伟发现，如果与十一学校的同事谈论房子、车子或者去哪里旅游等话题，“很难引起大家的兴趣”，“他们的兴趣点都在学生，都是教育”。

    在职业倦怠感突出存在的基础教育界，这群中学老师的精神状态确实令人惊讶。

    一群外地教师在一个周末参观十一学校时，在教室里遇到不少伏案工作的老师，当他们得知这些人是自愿前来，而且没有加班费时，有人嘀咕：“那他们干嘛来呢？”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十一学校老师常说的，“我们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在经历“课堂成长年”、“课程成长年”之后，十一学校的老师今年迎来了“反思年”。“要静下心来，找到真正的问题”。校长说，接下来的3年，选课走班下的小班化课堂教学是重大的挑战，“只有应对好，学校才会安全，才能始终保持优质教育的状态”。

    十一学校的改革不搞一刀切的模式，但强调共同的价值追求。发动老师研究制定《北京市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是李希贵出任校长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弄清楚我们到底要干什么，提倡什么，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这是任何变革的一个基础。”他说，在课程改革之前进行学校行动纲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学校文化‘股份制’，让价值追求成为每一个人的事，而不是校长的事。”

    从2007年的暑期工作会开始，共有475人次参与了三轮次的大讨论，校方收到各类意见和建议684条。于振丽老师说，从教数十年来从没有这样与同事们酣畅淋漓地争论过。从那以后，这样的争论成了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一名外校来的挂职干部因此惊讶于他们之间的坦诚，“甚至担心他们会打起来”。

    “这个争论的过程让行动纲要成了大家共同的作品。”魏勇说，在激烈的交锋中，一些老师固有的想法开始动摇。2009年11月，学校召开教代会对行动纲要的试行进行表决，以97.4%的赞成率获得通过。其中对教师职业的定位，成为引用率颇高的“名言”：教师从事的是世间最复杂的脑力劳动，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之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

    十一学校认为，优秀的领导者能让人感到自由而不是感到被控制。为此，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行政的力量，这里的老师不会被要求写教案，学校也不检查他们的考勤、课堂教学及批改作业的情况，想怎么上课都行，只要有利于学生。而且，只要是学生喜欢的老师，学校就可以包容他的某些“缺点”。

    数学教师潘国双几乎不给学生留作业，因为他读中学时最烦老师这一点；语文老师黄娟开设的“立人·表达”选修课，追求“真实的表达”与“表达的真实”，上学期的“考试”，是同学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剧——“洞穴之光”。

    “我很难想象学校能给我们这么大的自由度。”贾祥雪老师说，“学校不要求一些琐碎的形式，解放了我们很多时间。”

 

    鼓励先进，允许落后

    伴随改革而生的一些新举措，对一些老师来说，以前闻所未闻。而这种颠覆式的改革没有引起教师内心普遍的恐慌，得益于学校倡导的一种改革文化：鼓励先进，允许落后。

    “允许落后，我们就有一种被理解的心情，研究能力和上进心就会被激发。”语文教师闫存林说，“越压制，反而越不愿改变。”

    孟邻老师过去4年都在高三学部，因为那些年高三尚未启动改革，她似乎置身于这场改革之外。去年高考一结束，高三学部召开教师会议，她以为是庆功会，没想到是培训，主题是“转变角色迎接挑战”。会上不断被提及的一些名词：分布式领导、教育顾问、咨询师、过程性评价、自主管理学院等，让她感觉“真是一头雾水，非常茫然，想象不出这些工作该怎么做”。

    在高一学部工作半年后，孟老师在教育年会上分享自己的转变时说：“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进入课改的老师，大家都已经跟课改结了婚，而我才开始谈恋爱。”

    “允许落后应该成为组织推进变革的重要策略。”李希贵说，在我们身边，确有一些需要很长时间才可以接受某些新生事物的同事，“要允许没有赶上的同事在后面，给他们一个旁观、思考、彷徨的过程，否则他们就会焦虑。”

    孟邻老师经历了“谈恋爱时的激情、苦涩和甜蜜后”，认识到“这场改革是回归教育的本质，是要减少教师对学生的控制，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会选择”。她说，只有内心认可，才会真心实践，因此她必须振作精神，而不是怨天尤人。

    语文和英语学科也没有参加最初进行的分层、分类、综合的课程设计，“因为当时这些课程的老师还没有完全想清楚，经过一年的思考、彷徨，特别是在其他学科的影响和感召下，语文和英语在第二年才进入”。

    十一学校推动变革的另一策略是“鼓励先进”，让他们传递变革的希望与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他同事。譬如创立“王春易教学方式变革研究室”、“方习鹏教学评价研究室”、“周志英探究教学研究室”、“贺千红过程评价工作坊”、“侯敏华学生咨询工作坊”等等。学校还会创造各种机会让这些“先行者”在各种大小场合现身说法，把他们的照片与主要事迹贴在学校主道旁的宣传栏里。

 

破除组织结构的障碍

    20年前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七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十一学校落实了这一条，因而催生了一句话：“聘任是最好的评价”。该校实行的是学部（年级）与教师之间的双向聘任制，每年一次。

    学校把教师的聘任权放在了学部，校长只有确定学部主任的权力，接下来，就是主任与老师双向选择的过程。高三学部主任于振丽不希望自己的权力过大，她只选备课组长，请组长再去组建各自的小团队。一般来说，高三学部优先选择，但有条条框框限制它不能为所欲为把最好的老师“一网打尽”，而必须搭配各种层级的老师。老师们的职级分为8档，从“基础一”到“学科带头人一”，与工资待遇挂钩，特级教师不一定能拿到最高的待遇。

    “这种双向选择的过程很刺激。”副校长田俊说，口碑好的老师会被学部主任争抢，碌碌无为者则会遭到冷遇。全校300多名教师中每年都有几位落聘，他们或者离开学校，或者转岗至非教学岗位，或者在学校的交流中心学习，等待机会。

    如果学部主任给众人的印象是“不好共事”，或者“没水平”，到第二年双向聘任时，他可能会因聘不到足够的教师而下台。

    以年级为单位的“学部”，在十一学校的改革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集教育、教学、科研、管理于一身，终于扬眉吐气。

    从2007年开始，该校用了约三年时间，把10多个中层部门压缩至4个，他们不再行使管理权，只作为职能部门与年级以协商的方式进行合作。让企业界受益匪浅的“扁平化”组织结构在这所中学扎根。

    “谁都不会否认以学生为本，以教学为中心，但真正让这样的追求落地，并非易事，原因就是组织结构存在严重障碍。”李希贵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一般的学校里，普通师生与校长之间隔着四五个层级，“这样的结构会生出诸多繁文缛节，真的能够以学生为本实在只能靠碰运气。”

    几年前，当刘笑还是学校的年级主任时，教导处是她的上级，“我们按照它的各种指令行事，不用动多大脑筋。年级的自我设计与管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她转身成了教导处主任，却已经没有了前任的那种权力，属于她的关键词是“服务、规划、协调”。有老师开玩笑说：见到教导处的不害怕了。

    但从理念到行动，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不少教导处的职员依然怀念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的工作方式。“服务？那岂不是比学部低一等，伺候别人？”他们这样说时，刘笑只好领着他们重新认识“服务”：不是伺候人，而是要给教育教学一线以有力的支持，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归根结底“是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但刘笑也没想到，连装黑板那种原本属于总务处的活儿也落到了他们头上。刘笑找到校长说：“实在忙不过来，装黑板这个活儿能不能让总务处干？”校长反问她：“只要跟一线的教育教学有关系的事情，你认为总务处和教导处谁更了解？”“这句话点醒了我。”刘笑说。她在2013年暑假心甘情愿地待在学校，与黑板为伍。

    自从学科教室出现后，每间教室都在追求各自的特点，“需要个性化设计”。不过，当老师们绞尽脑汁布置学科教室时，并没有想到它们有一天会成为高考考场。教导处去年布置考场时，把几间教室墙壁上的东西都摘了下来，把书柜搬了出去，“老师们在一旁心疼得直跺脚”。学校只好暂停这项工作，向海淀区教委申请用大白纸盖住教室四周，教委派人来到学校，四处看了看后，终于点头。

    今年，十一学校早早递交了报告，申请把考场挪到体育馆、篮球馆、羽毛球馆、报告厅等地，不再使用学科教室。刘笑说：“这样一来，布置考场的任务就变得更复杂了，但作为教师文化象征的学科教室不会再受牵连。”

    事实上，如果刘笑不能保护好老师的学科教室，可能会影响到她的满意度测评。从1988年开始实行的对校长信任投票制度、对干部满意投票制度仍在进行。当前者的信任率低于51%时，他将主动提出辞职；后者的满意率低于70%，将不适合承担干部职能。2013年8月28日，教代会公布了有贾祥雪等6位监计票人签字认可的“校长信任票统计结果通报”：正式代表105人，信任103票，不信任1票，弃权1票，信任率为98.1%。

    魏勇是老师们选举出来的教代会代表，他说，投票是无记名的，根本不知道是谁投的票。“从校长到各个部门，如果服务不好，我们就会给差评”。

    2013年春季的某一天，一位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十一学校的毕业生，在人人网上发帖讲述母校在北大的招聘会情况，其中附有一张广告牌的照片，上面有一句口号：“来北京十一学校，和我们一起改变世界，以教育的方式。”高三学生耿艺佳在网上看到这句话后，心潮澎湃，“一整天都平静不下来”。她说：“一定要回十一学校来做老师。”

    田俊老师去年带队赴北大招聘，更多的是向同学们描述了十一学校正在发生的事，告诉北大的毕业生“我们理想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他们希望通过描述一个共同的愿景，呼唤和吸引那些有着共同教育理想的人进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