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传统的工业强国不同，芬兰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富二代”，作为一个高福利、高收入的北欧小国，芬兰的“暴富”是从二战后开始的。上世纪50年代末，二战前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的芬兰，90%的出口依赖林业和木材加工，但到90年代，它却已经成为世界高科技通信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领头羊。

日前，记者访问了多位在芬兰参与科研项目的学者、久居芬兰的华人、在芬留学的博士生，所有人的共识是：科技与创新在芬兰历史剧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采用了“双轨制”的高等教育，其作用更是居功至伟。

 

　　无缝对接的双轨制

　　在芬兰，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学生同中国的学生一样有两个选择：去大学深造成为学术型人才，或去技术院校成为技术型人才。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两条道路在芬兰已经无缝对接：3~4年的技术培训后仍然可获得学士或硕士学位，甚至到研究型大学继续深造；而研究型大学中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到技术院校接受技术培训。

　　这就是芬兰高等教育的双轨制，其中与众不同的“一轨”便是理工学院（亦称应用科技大学）。

　　这种灵活的双轨制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上世纪80年代以前，芬兰为工业部门培养技术人员的职责一直由分布在各地的200多所职业技术学校承担。然而到了80年代末，这种职业教育系统已经难以提供足够的高级职业技术人员。

　　因此，芬兰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了高等教育改革，其中的重要举措便是设立29所理工学院，负责为劳动力市场以及地区发展所需领域培养输送大量专业人才。

“这不仅为更多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深造机会，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芬兰驻华大使馆科学与教育参赞狄明嘉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些院校很快发展成为芬兰研究型大学互为补充的独特部门，形成了双轨制的芬兰高等教育体制，即研究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

 

　　洪堡式的学术自由

　　“在传统上，芬兰高等教育是基于德国洪堡模式发展起来的。”坦佩雷大学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蔡瑜琢告诉记者。

　　蔡瑜琢从国内某高校毕业后便到芬兰，开始高等教育学的学习与研究工作。他告诉记者，洪堡模式主要包括两个原则：一是学术和教学自由，即教师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都是自由决定的，不受外在的干扰；二是学术和教学的统一，大学的主要职能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追求真理。

　　其中，对于芬兰高等教育在学术和教学上的自由性，中国留学生有着深刻的体会。

　　从清华大学保送到阿尔托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蕾告诉记者，在芬兰，攻读博士学位实际上一项研究工作，导师除了在研究方向上给予参考性的指导外，不会过多参与，博士生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上有相当大的空间。

　　“其实这种培养制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导师制，而是一种松散的关系。”王蕾说，“我们可以自由邀请1~2位学术泰斗作为自己的导师，甚至都不用非得是芬兰国内的。”

曾在2006年被多家中文媒体共同评选为“影响世界的华人”的张霞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赫尔辛基工业大学留学，他回忆在芬留学时说：“我很喜欢这样的学习环境，优越的科研条件，轻松的人际关系，使人内心安宁，思维活跃，尽情享受专心学习和研究的乐趣。”

 

　　从低调转向竞争模式

　　随着教育成为一个品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注重教育平等化、全民免费的芬兰的教育模式也越来越为国人所知。然而，与整体教育模式的炙手可热相比，芬兰高校还缺乏世界级的影响力。在各大世界高校排行榜中，只有赫尔辛基大学能在榜单的70名左右徘徊，其他的大学则名落孙山。

　　“这大概是由芬兰人内敛、低调的民族特性决定的，他们没有刻意研究高校排名的参数以及如何利用排名规则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蔡瑜琢告诉记者。

　　然而近些年，这种局面正在发生一些改变，芬兰高等教育领域也开始摒弃“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旧念，转而提高高等院校的国际范围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其中，阿尔托大学的成立便是明证。

　　2009年8月1日，赫尔辛基商学院、赫尔辛基艺术设计大学和赫尔辛基工业大学3校合并，组建了全新的阿尔托大学，其目标是在2020年进入世界名校行列。

　　“其实本来那3所学校在相应的学科就有极高的地位，合并后的学校更有国际竞争力。”芬兰教育部教育、科学与文化部门参事提娜·维玛表示，在高校合并的同时，大学管理体制上也有了较大的改革，其中改革的核心是政府将从高等教育管理中淡出。

　　如今，这项针对研究型大学的改革正在大学中实施。此前，芬兰的所有大学都是由政府所有，高等教育的绝大部分投入也来自政府。改革后，大学和政府的附庸关系将成为历史。

“经济独立后的大学将推向市场，吸纳多元资本，并且拥有更多的管理权，在国际竞争上也将有更大的自由度。”提娜·维玛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