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直击
UNESCO发布《2010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联合发布了《2010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完全由西方大学主导的局面正在为亚洲和拉丁美洲所打破。
报告对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科学的变化趋势进行了比较。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社会科学得到了长足发展。2003年以来，中国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包括教学和科研）的预算增幅每年达15-20%。过去十年中，巴西从事社科研究的人数增长了近两倍。发表文章数量增长最强劲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和欧洲。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和独联体国家受苏联解体的影响，不仅研究人员老化、数量减少，而且俄罗斯的大学也很难吸引新的人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几所主要大学的社会科学家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占到了该地区发表总量的四分之三。
该报告还描述了一些地区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2005-2006年度，印度1102.8万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中，学习艺术和社会科学专业的比例为45.13%，若加上商业和教育专业的学生，比例为64.60%。400所国立大学中，只有15-20%是以教学和研究为主的大学，其余80%左右为纯教学型；德国和英国对社会科学的公共资金投入，占整个欧洲的一半；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国家对社会科学研究予以拨款是例外，而不是定例；在阿拉伯国家，专制政体有一种趋势，即对社会科学予以严厉的管制，限制思想自由，并且在研究和教学中设置可接受领域和不可接受领域的界限；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科学体系出现严重衰退。1991年至1999年间，研究人员的数量减少了45.85万，技术人员减少了12.82万。由于难以吸引年轻人才，目前出现了研发人员老化的问题。
报告指出，为有效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如贫困、传染病以及气候变化等，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社会科学。然而，由于各国在研究能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社会科学做出的贡献并未达到应有水平。
编译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 2010-6-26
欧盟提出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新建议
欧盟委员会最近发表了题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进展：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对33个欧洲国家（欧盟27国及克罗地亚、土耳其、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1995-2008年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展情况进行了整体和国别分析研究，并就如何深化未来改革提出了建议。
研究表明，自1995年以来，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国家已通过了新的高等教育法案。受“博洛尼亚进程”的部分启发，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和认证体系已经成为改革的一个重要主题。
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另一发展趋势是提高高等教育机构自治权。研究结果显示，11个国家的大学在选择学术研究人员方面享有高度自治权；14个国家的大学享有较高的财政自治权；20个国家的大学在使用新的教学和研究计划方面享有很高的自治程度；16个国家的大学与外部利益攸关方建立了监督或管理委员会；绝大多数欧洲大学有内部和外部的教学与研究评估机制；5个国家的大学在确定其内部管理结构方面享有高度自治权。总的看来，尽管欧洲各国高教管理体制存在差异，大学的机构自治权普遍有所提高，使其能够自行确定自身定位和发展战略。
报告重点对未来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给予大学更多的自治权。为大学自身发展战略和组织机构提供自主空间，特别应使其更加灵活地确定自己的内部管理结构、预算、财务安排和人力资源政策以及选择教师和学生、教学与研究方案等。
平衡大学的自治权和问责制。过度的问责要求往往容易导致自治权的丧失。新的问责和报告方法正在日益取代传统的国家调控方法和国家微观管理手段。应及时对欧洲高等教育问责制的手段和目标进行评估。
增加对高等教育和研究的投入。除非增加对高等教育和研究的投入，否则欧洲在建成知识社会及提高自身竞争力方面的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将管理体制改革与提供充足资金相结合，有助于改进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的业绩。这也需要研究公共和私人对高等教育投资的平衡问题。
以现实态度对待管理改革成效。给大学更多的自治权并不意味着能自动改进高等教育的业绩。机构自治与资金改革相结合，最有可能推动高等教育整体发展。应以现实主义态度看待管理体制改革，不能期望改革能够一蹴而就或产生乘数效应。这种现实主义也适用于对改革进行的评估。
建立欧洲高等教育监测体系。目前正在着手构建的欧洲大学排名体系，应该成为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及改进高等教育业绩的重要指标。该监测系统将为分析国别高教体系以及面向未来改革提出合理建议奠定了宝贵基础。
摘编自中国驻欧盟使团网站 2010-6-11
欧洲贤人委员会：教育对振兴欧洲至关重要
最近，欧洲贤人委员会向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提交了题为《规划欧洲2030：挑战与机遇》的报告。该报告针对欧盟未来改革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报告第二章“通过知识实现增长，使个人具备能力”重点阐述了教育与创新对振兴欧洲的关键作用，其主要内容如下：
近二十年来，知识型与创造型行业与服务发展迅速，成为欧洲就业与经济活力的核心支柱。智能、创新、创造已成为比较优势的主要指标，是欧洲未来繁荣的保障。
高技能对于欧洲尤为关键。然而，欧洲在技能竞赛中落伍了。按照当前的投资趋向，到2025年亚洲将取代欧美成为科技发展的前沿。预计届时近百万的中国、印度学生将在海外学习，将经验与智慧带回本国。与此相比，只有相对少量的欧洲学生在欧洲以外学习。在高等教育领域，欧洲同样落伍了。在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学中，美国占57所，而欧洲只有27所。
欧盟对此不能掉以轻心。更好地开发利用人的智能将成为确保个人提升社会地位及欧洲社会整体进步的关键战略途径。如果欧盟要实现知识社会目标，就必须在各个教育阶段追求卓越，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断地提高人口技能，营造能够激发研究、创造与创新的社会、经济与管理环境。
坚实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基础，对人一生的能力进步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太多的欧洲公民与生活在欧洲的第三国公民无缘进入最优质的教育系统。因此，迫切需要采取行动解决这一问题，包括提供给教师们应有的职业认可，推广灵活和开放的必修课程来培养少年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以及加强公共教育系统、商业和社会之间的联系。
同样，由于没有足够的一流大学，欧洲缺乏对一流合格毕业生的吸引力。欧盟需要通过建立能与世界顶级大学匹敌的顶尖高等教育机构和网络来扭转这一局面。在追求卓越的同时，应努力促进高等教育普及，针对更多的人提升平均教育水平。追求卓越需要富有批评精神的大众，需要竞争，需要学生、大学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公共空间”。
必须鼓励大学拥有行政和财政自主权，因为这是增加高等教育私人赞助的最有效方式。作为未来的受益者，高收入的学生应为日益高涨的教育成本做出贡献。应建立和完善奖学金与学生贷款制度，以便给需要帮助的学生提供财政资助。必须提升大学之间的竞争，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基于问责制和透明度的大学管理模式。
以客户主义与公司主义为特点的大学系统必须受到挑战。改革的重点应转移到确保高校对欧洲和世界的实体经济有更大的贡献。改革进程应该包括：使拥有一个以上国家毕业证书的学生具有竞争优势，鼓励更多的学生申请“伊拉斯莫计划”，以增加学生的流动性。大学必须更多地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所需技能。
事实上，纠正专业知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应成为欧洲教育系统的首要任务之一。为此应更重视技能提升，以便为个人做好就业及新技能使用的准备。相应的先决条件是，营造一个灵活的、终身学习文化氛围，使个人能在其职业生涯的任何一阶段重返校园深造。“学会学习”必须成为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指导原则。
注：欧洲贤人委员会由欧洲理事会设立，于2008年底开始运作。委员会由27个欧盟成员国中选出的12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前政治家、教育家、企业家、金融家）组成，由西班牙前首相菲利普?冈萨雷斯领衔。其研究的问题包括2020年至2030年欧盟的前景，以及欧盟机构的任务等。鉴于该委员会成员的威望，其研究报告受到欧盟领导人的重视和欧洲舆论的普遍关注。
摘编自中国驻欧盟使团网站 2010-6-4
经济危机对欧洲高等教育冲击巨大
欧洲大学协会（EUA）拥有欧洲46个国家的800所高等院校会员，是欧洲高等教育的主要代表性组织。该协会自2008年金融危机伊始开始跟踪、监测经济危机对于欧洲高等教育的影响。2010年5月，EUA发表的题为《经济危机对欧洲高等教育的影响》的首份评估报告指出：经济危机对欧洲高等教育的冲击巨大。
l 经费投入锐减，大学压力陡增
公共投入一直是欧洲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而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纷纷削减公共投入，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也相应减少。大学经费来源结构中，私人资助和捐赠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各基金会无力保持危机前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水平。
l 调整收费结构，引发民众不满
迫于财政压力，欧洲多国大学开始调整收费政策。即便是传统上坚持高等教育经费应由政府负担的北欧国家，某些大学或专业也开始收取学费。英国在原先收费的基础上，调高了学费。各国对外国留学生也相应调高了学费标准。此举引起欧洲民众的争论，特别是遭到了学生群体的强烈抗议。
l 人员和课程裁减，教育质量堪忧
英国、比利时、爱沙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大学，因教学经费的削减导致一些专业课程被关闭。希腊、爱尔兰、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等国，采取冻结人事招聘计划、裁减学术和管理职位、降低工资标准和待遇等措施节省开支。欧洲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大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学新生数量呈现增加趋势，而在目前生师比上升、教师质量下降的情况下，如何保持高等教育质量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l 科研经费短缺，结构日益狭窄
波兰、奥地利等国大学科研受到较大影响，例如，奥地利科学基金会因经费原因停止资助科研间接（管理）费用。此外，奥地利大学还将科研经费向应用研究领域大幅倾斜，此举十分不利于基础研究的开展。
奥地利、葡萄牙、芬兰和英国都以各国战略重点为导向，科研经费越来越集中于个别研究领域。如英国设立专项基金，推动大学参与STEM项目（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项经费的设立使大学科研受政府干预过多，研究领域更为狭窄。
在指出经济危机对欧洲高等教育带来上述冲击的同时，报告也指出：在经济低迷和财政困难的形势下，也有一些国家逆势而上，试图转“危”为“机”。例如，德国地方政府没有削减高教经费，联邦政府坚持增加高教经费投入，以确保德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的财政安全。德国政府根据修改后的联邦《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将在2015年前拨款8亿欧元支持大学发展，还将在2012-2015年间投入27亿欧元支持“德国大学卓越计划”，并在2015年前每年增加5%的经费投入，支持“创新和研究法案”。法国政府决定2010年在重点关键领域投入300亿欧元，增加高等教育的总体经费，其中110亿欧元用于提高高等教育整体质量，80亿欧元用于发展科研，剩余经费用于建造大学新校园或者改造旧校园。
摘编自中国驻欧盟使团网站 2010-6-2
OECD将启动“高等教育学习产出国际评估项目”
近日，OECD宣布将启动一个评估大学毕业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全球项目，此举有可能打破当前一些重研究的国际大学在排行榜中的垄断状态。OECD指出，当前的大学排行榜，迫使大学为了生存，为了攀上世界前10强、50强或100强，不惜削减课程。OECD此次计划开发的类似PISA评估的“高等教育学习产出国际评估项目”，旨在独立于高校的国家、语言或文化之外，测试大学毕业生对基本技能的掌握。
负责该项目的OECD专家顾问、澳大利亚詹姆士?库克大学工程系主任何英和认为，当前对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偏重研究方面的产出。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国际联盟领导机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理事会”首席研究员哈姆?斯考茨指出，该项目的成功将有助于强调研究与强调教育和学习之间的平衡。
编译自《澳大利亚人报》2010-6-23
《前方的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报告发布
日前，美国“研究生教育面向未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前方的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的报告。
报告在分析了政治、人口、教育和经济的发展趋势后指出，具有研究生教育背景的劳动力对保持美国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十分必要，研究生教育依然是高技能劳动力的发动机。国家必须将发展人的才能放在首位，研究生教育必须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0年开始，美国研究生教育在国际教育市场中的份额不断减少，而欧洲正在把研究生教育当作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大力投入，培养的博士生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报告强调，美国必须站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扩大研究生教育的参与率、提高研究生学位完成率，否则美国将在前沿研究和尖端创新中丧失国际领先地位。
此报告的研究结论和建议主要指向政策制定者、大学领导者和企业雇主。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增加对研究生教育的支持力度；建议大学继续努力让那些真正有才能的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并努力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完成率；建议雇主与大学和政府建立更多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帮助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裔学生接受研究生教育，与大学合作界定职业生涯的切入点和21世纪所需的职业技能，为研究生提供实习机会等。
该报告呼吁政府、大学和企业界一起努力，保证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有机会接受并完成研究生教育，保证美国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卓越。
编译自美国研究生教育面向未来委员会网站 2010-6-2
2008年美国教育投资占GDP的比重为7.6%
近日美国公布了2009年美国教育统计数据，此次统计数据覆盖了1970年至2009年的相关教育数据，对过去几十年的教育数据进行比较，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初步的预测。
根据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数据统计中心（NCES）的数据显示：2008年，美国教育投资共计10,93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7.6%。其中,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占GDP的4.6%，中学后教育占3%。与1970年相比，教育经费拨款总额从71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10,930亿美元，同时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也呈现出相对增长的态势，从1970年6.9%增加到2008年7.6%。
在美国，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的经费投入一般为三级政府共同分担，以2007-2008学年为例，97,000所公立小学和中学的经费达4,900亿美元。州与地方政府（学区）对教育的投入远大于联邦政府，且有增长趋势。经费来源包括联邦、州和地方（学区）三级政府拨款，比例分别为8%、49%和43%。
编译自美国教育部网站 2010-4-23
英国教育大臣发布“自由学校”建设章程
6月18日，英国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初步确定了新建自由学校需要遵循的程序和步骤，为有意筹建自由学校的教师、慈善组织和家长指明了方向。
教育大臣戈夫今天发布的“自由学校”建设章程第一次允许教师独立运营学校，为教师追求更高职业发展诉求的激情和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出口。自由学校虽然享受政府拨款，但完全不受官僚和政客的束缚。教师可以独立运营自由学校，并只对家长负责。英国政府已经制定计划给教师更大的选择权，让教师获得更多职业发展的自由。
教育大臣戈夫的“自由学校”建设章程包括如下内容：
l 明确个人和组织开办新学校的程序并公布了需要填写的申请表；
l 政府承诺在新学校地点的选择上提供便利，住宅或商用项目不必申请“改变用途”即可作为新学校用地；
l 从驾驭技术专项拨款（Harnessing Technology Grant）中划拨5000万英镑用于成立标准与多样化基金（Standards and Diversity Fund），在2011年3月31日前为自由学校提供基建资金。教育部的支出预算优先考虑自由学校建设费用；
l 与新学校网络（New Schools Network）建立正式合作关系，政府提供50万英镑的启动资金确保全国各地对自由学校建设有意向的个人和组织得到帮助。新学校网络将作为自由学校建设的第一联系站点，为致力于自由学校建设的个人和组织提供相关信息。
迈克尔?戈夫指出，教学质量是成就一个卓越教育体系最重要的元素。自由学校计划就是要给优秀教师创造一个展示才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开办自己做主的新学校，提高学校教学标准，为孩子的将来负责。政府认为那些有热情、有抱负、希望改变教育现状的教师应该有这样的机会。
迈克尔?戈夫还说，不仅有教师，也有像萨顿信托（Sutton Trust）这样的慈善组织，均表达了对新建自由学校的兴趣。
迈克尔?戈夫表示，自由学校将会特别关注贫困学生的教育权益。根据联合政府的学生补助金计划（Pupil Premium），招收贫困学生的学校可以获得正常预算之外的政府补贴。戈夫说英国有太多贫困孩子接受的是最糟糕的教育，而富有家庭的孩子通过上私立学校或聘请家教可以用金钱买到高质量的教育。政府希望通过自由学校的建立，让所有孩子都有机会接受富人子弟享有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一般具有如下特征：学校不大、班额较小、教学优异、纪律严明。
编译自英国教育部网站 2010-6-18
英国年轻人教育和培训参与率达历史最高水平
据英国教育部6月22日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16-18岁年轻人接受教育或培训的人数比例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由于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学校或学院接受继续教育或参加培训。
82.7%的16-18岁年轻人选择在学校或学院接受教育或培训，比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但是在那些没有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年轻人中，失业人数也达到了顶峰，超过一半首次遭受失业的打击。而且在那些没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年轻人中，只有47%在工作，而在2008年这一比例是50%，2007年的相应比例是58%。
英国教育部还统计了既没接受教育和培训也没就业的特殊群体，数字显示这部分年轻人所占的比例稍有下降，从2008年的10.3%下降到2009年的9.2%。
由于工党政府一直致力于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加之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工作机会减少，68%的16-18岁年轻人都选择接受全日制的学校教育，这一比例在十年前只有56.9%。
英国教育部对于统计结果发表看法称，既没接受教育和培训也没就业的年轻人的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政府将努力为所有年轻人提供最好的机会，促使年轻人在职业生涯中不断取得进步。
编译自英国《卫报》2010-6-22
澳出台计划提高贫困学生高等教育参与率
HEPPP计划2010年投入5600万澳元，到2013年，投入1.68亿澳元，用于帮助大学转变其教学与学习实践，以更好吸引来自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参与高等教育。今年，5600万澳元中的1400万澳元将用于为大学与高中、职业教育提供者及其他服务于低社会经济背景社区的社区组织之间的合作提供支持。
计划将推动大学改进招生政策、扩大入学机会，让更多来自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能够上大学，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学术支持。
编译自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及劳动关系部网站 2010-5-21
澳大利亚拨专款促“家庭日托服务”
近日，澳大利亚“学前教育与儿童保育部”部长凯特?埃里斯宣布，政府将一次性投入450万澳元，设立专门基金，为澳大利亚的“家庭日托服务”提供者提供资助。
“家庭日托服务”是澳大利亚学前教育与儿童保育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一种小范围的、基于家庭环境的服务，确保孩子有机会参与学前教育与保育计划。儿童在经过批准的家庭日托服务提供者的家里养育与看护，而这些看护者通过一个“中央协调计划”获得政府的支持并接受政府监督。目前全澳有12000多个注册的“家庭日托服务”提供者，约有10.2万个儿童注册接受“家庭日托服务”。
政府此次提供的“一次性家庭日托能力基金”，将面向全国12500个家庭日托服务提供者。这项专门基金将用于购买新的玩具与教育设施，以更好满足儿童的学前教育与保育需求。这项专门基金还将为家庭日托服务者提供师资培训并促进师资专业发展。
家庭日托协会已经制定了一个为期五年的战略计划――《为了更加强大的未来》，承诺未来将在基于家庭的日托环境中，在合格的、有丰富资源的师资的看护下，为儿童提供最优质的保育服务，从而促进儿童的学习与发展。
编译自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及劳动关系部网站 2010-6-3
澳大利亚政府实施“基本技能一揽子计划”
在近日公布的澳大利亚2010-2011年联邦预算中，联邦政府宣布，将在未来四年投入1.2亿澳元，以增加成年人获得外语、阅读与算术培训的机会。政府对基本技能培训的总投资在未来四年将达到4.9亿澳元。这项将确保在未来四年让14万澳大利亚人学习他们成功就业所需的基本技能，将有助于解决许多澳大利亚人因基本技能缺乏而不能就业或影响其工作潜力发挥的问题。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有：
在未来四年投入6700万澳元，实施“外语、阅读及算术技能培训计划”，培训7万多名求职者具备关键的外语、阅读及算术技能。获得资助的求职者主要包括原住民、年轻人，老年人及地区及偏远山区的居民。
投入1570万澳元，与企业合作实施“工作英语、外语及阅读计划”，帮助现有雇员提高他们的外语、阅读及算术技能。这笔投资将在未来四年增加9500个培训学额；此外还承诺将在未来四年投入1310万澳元，建立基于社区的创新培训场所，支持学员非正式的学习选择。
投入2350万澳元，联合州与地区政府，实施“国家基本技能拓展培训与领导培养计划”，并制定“全国成年人阅读与算术技能培训战略”。该计划特别关注在全国的培训体系中，提高各行业（尤其是算术技能要求高的行业）学徒的核心技能。
编译自澳大利亚教育、就业及劳动关系部网站 2010-5-12
加拿大安大略省“全天候”早期教育新进展
今年9月，安大略省提供“全天候”早期教育的学校将达到600所。到2011年9月，加拿大安大略省将新增200多所学校开展“全天候”早期教育，早期教育学校将达到800多所。预计到2015-2016学年，安大略省的所有小学都将提供“全天候”早期教育。
“全天候”早期教育是“开放的安大略”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为学龄前儿童的未来学习之路打好基础，以便他们今后能顺利完成中学后教育并找到一份好工作。“全天候”早期教育提供正常教学时间以外的课后无缝连接计划，帮助事务繁忙的家长节约时间和金钱。
据统计，到2011年9月，50000多名4、5岁的孩子可以在800多所学校接受“全天候”早期教育。今后两年，安大略省政府将为地方学区提供2.4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新建和翻新教室，作为“全天候”早期教育的场所。
编译自加拿大安大略教育部网站 2010-6-15
新加坡出台幼教专业道德准则手册
近日，新加坡幼儿教师协会正式推出一本《幼儿教育专业道德准则手册》，旨在使学前教育工作者懂得如何妥善处理在岗位上可能遇到的棘手情况。手册内容特别突出七种幼儿教师在日常工作中会经常碰到的情景与困境，并根据协会于2004年制定的专业道德准则中的针对性情景进行分析，提出了有效的建议与应对方法。
新加坡幼儿教师协会会长陈苏培庆指出：对于学前教育工作者来说，拥有一套完善的道德准则手册能巩固和提升他们身为专业人士的地位。
编译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6-19
海外信息一览
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族裔学生大幅增加
2008年，美国大学新生入学率大幅飙升6%，人数达创纪录260万。其中，约四分之三的增幅来自少数族裔，西语裔增加15%，非裔增加8%，亚裔增加6%，白人增幅最小，仅为3%。新生人数增加主要集中在社区学院、商科学校和大型的公立大学这些招生政策较公开、学费较便宜的大学。报告指出，几乎所有层面的高等教育均看到少数族裔的增加，而相比之下，白人在社区学院和4年制大学的入学率则分别下降至53%和62%。
人口统计学家指出，大学新生人数增加反映出国家人口的迅速改变。现在从幼儿园至高中12年级学生中，有43%为少数族裔。经济衰退也给这一增长推波助澜，令更多高中生，主要是西语裔在毕业后直接报读大学，而不是进入劳工市场工作。
另有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大学新生人数继续创新高，但具体数字尚未获得。
摘编自《星岛日报》2010-6-17
俄罗斯拟出台基本教育法
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国家杜马教育委员会主席格里戈利?巴雷欣宣布，国家杜马可能于2010年年底出台俄罗斯联邦统一的基本教育法。他宣布，这是一部俄罗斯联邦关于教育的综合法案，将涉及所有教育领域，政府计划将其纳入下院2010年中期的议会日程。
教育委员会主席巴雷欣强调说：“我希望，这部综合教育法案可以在2010年年底被国家杜马审查通过。”他解释说，现行的教育领域内的法律主要有《教育法》和《高等及大学后职业教育法》。这两部法律内容大部分都是参照其他法律而形成的，如劳动法、预算法、公民法等相关的法律条文。巴雷欣说：“除此之外，这两部基本法律没有涉及到所有的教育领域。而俄罗斯联邦统一的基本教育法案将为各级各类教育的规范提供可能性，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等。同时它还能弥补现有法律法规的空白和不足。”
摘编自《教育情报参考》2010年第6期
新加坡：投巨资推标准化信息技术操作环境
近日，新加坡教育部宣布，总值8亿5000万新元的“学校标准教育信息化操作环境”系统2012年将投入运作。到2012年，所有学校都将安装无线上网系统，学生可以利用手提电脑仪器、互动数字资源等在课堂外进行学习。“学校标准教育信息化操作环境”将整合学校里的电脑、通信和网络环境，及信息与通信科技支援服务，使信息技术运作系统标准化，为学校带来更有效运作，并从总体节省费用。
“学校标准教育信息化操作环境”系统是新加坡第三个教育信息化总蓝图的一部分，包括12万个电脑操作系统单位，各有一台电脑器材如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以及网络连接和支援服务。它将使50万名公立学校及政府资助学校的学生，4万名教师和行政人员受益。教育部将从明年起先在12所学校试验这个系统，其他学校将在2012年分批采用。
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6-11
新加坡吸引幼儿教师出新招
为改善新加坡学前教育行业的整体形象，提高幼儿教师行业的吸引力，近日，新加坡计划推出三条幼儿教师职业发展路线：专业教师发展路线、专科发展路线和领导发展路线。
“专业教师发展路线”从助理教师起步，最终可成为“教师导师”，他们教学方面表现出色，可成为其他教师的榜样，并在教学和学生管理方面给予建议和评估；走“专科发展路线”的教师以研究和改进课程为主，最终可成为“主导课程专业人员”；副校长或代理校长可在领导发展路线上最终成为高级校长。
在新的职业发展路线下，幼儿教师的升迁不再以工作年限为主要评估标准，而是以他们的能力和表现为主。教师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尝试不同的发展路线。
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6-22
深度调查
家庭背景明显影响大学生入学和就业机会
近日，“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样本中得到的22万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后表明：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麦可思研究将毕业生的家庭阶层分为产业与服务业员工、管理阶层、农民与农民工、无业与退休及专业人员四种类型，发现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在接受麦可思调查的2009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前两类家庭阶层者，就读“211”院校的比例分别为38%和22%，低于他们在生源中40%和25%的分布比例。
和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这两大群体相比，管理阶层只是极少数。在“211”院校中，来自管理阶层家庭的生源所占比例为15%，低于前两个群体的生源比。但是，在非“211”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中，只有管理阶层子女所占比例低于他们在“211”院校中的比例，而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在这两类学校中所占的比例均高出同类生源在“211”院校中2-5%。
麦可思研究还发现，无论在哪类高校，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高考录取平均分都是最高的，比同类院校其他家庭毕业生高出15分以上。如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在非“211”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中，这种差距被进一步拉大。麦可思的这份报告指出：“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接受基础教育条件较差，与城市家庭子女取得同样高考分需付出更多努力，录取的偏高分数造成了农民与农民工子女的双重弱势，即教育资源与高校录取的弱势。”
对那些有幸进入高校学习的“弱势群体”家庭的子女们而言，未来依然困难重重，他们要找到一份好工作，往往比那些出身管理阶层家庭的学生更加艰辛。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中分别有35%和2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在“初次求职成功信息渠道”上，和无业与退休家庭一样，来自农民与农民工家庭的本科毕业生主要通过“参加大学组织的招聘会”，而其他家庭的2009届本科毕业生均为“通过朋友和亲戚得到招聘信息”。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0-6-26
我国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呈不断上升之势
6月2日，第19届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议暨第6届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会议在京开幕。有关专家提出，目前我国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呈不断上升之势。
随着社会发展、生活方式改变以及医学科学进步，儿童青少年躯体疾病发病率逐年降低，但精神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居高不下，甚至逐年上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0年以前，全球儿童精神障碍会增长50%。儿童青少年是心理障碍的易感人群，在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留守儿童、单亲儿童、独生子女的心理行为问题尤为突显，青少年网络成瘾、吸毒、违法犯罪，这一令人关注的世界性问题，在我国也明显存在。
当前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问题的患病率已经超过了国际15%-20%的平均水平。我国中小学生精神障碍患病率为21.6%-32%，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仅常见的以注意力分散、多动冲动为特征的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的患病率即为5.07%左右，据估计其中有30%会发展为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并且成年早期的犯罪、酒瘾、吸毒、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率是普通人群的5-10倍；以不服从指挥、向规则挑战和对他人抱有敌意为特征的对立违抗性障碍的患病率为8%。
北京地区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递增。1984年北京地区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8.3%，1993年为12.9%，2002年北京中关村部分重点小学儿童行为问题检出率为18.2%。近5年的资料显示，我国儿童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在13.97%至19.57%之间。
中小学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水平低、形式化严重。特殊人群的心理健康维护工作基本处于空白阶段。突发公共事件的儿童心理危机干预还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把儿童心理救灾纳入救灾预警机制。我国普通人群和非精神科医务人员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低，不少患有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儿童青少年得不到及时的诊断和合理的治疗。比如儿童抽动症是精神科的常见疾病，但在一些医院却常被诊断为耳鼻喉科疾病，误诊率高达70%至80%。
摘编自《北京日报》2010-6-10
责任编辑 邹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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