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教改
设立教育特区 实现区域突破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提议：“我国可建立‘教育特区’，让‘教育特区’率先实现区域突破，进而带动教育改革的全局推进。”
周洪宇说，教育改革涉及宏观的顶层设计、中观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制度安排，微观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的革新等。我国的国情是各地发展不平衡，不同区域教育发展情况千差万别，只有切实从不同区域实际出发，才能推动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而落实好国家教育改革的要求。同时，区域突破也可以把改革可能的风险和试错成本控制在一定区域内，符合改革的“风险分散”原则。
周洪宇建议，借鉴“经济特区”的经验和精髓，在全国先选择一个区域（省或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由中央确定为国家“教育特区”，赋予其一系列权力和优惠政策，重点是“放权、搞活”，允许该区域在全面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试验中先行先试，率先向传统教育体制机制发起冲击，进而带动教改全局。
摘编自《湖北日报》2011-3-11
把学前教育当做教改的突破口
好不容易进了幼儿园，等待孩子们的又是什么？学英语、学数学、学诗歌朗诵……三四岁的他们拿起了艰深难懂的课本，参加一个个课外兴趣班，参加英语考级、珠算测试等，有的上小学甚至需要孩子认识数百个汉字、英语简单会话。幼儿园“小学化”现象对孩子来说是一种伤害！教育系统权威人士表示，必须把学前教育当做教改的突破口。
“目前应试教育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低龄化’，影响已经‘全民化’。”全国人大代表孔令人认为，“从家庭到园校都要尽力矫正‘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拔苗助长心态。”
秦绍德代表指出，学前教育首先是一种快乐教育，不是义务教育的向前延伸，要建立正确评价机制，科学设置课程，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玩耍和游戏时间，引导幼儿教师对孩子进行充满爱的好奇心、观察力启蒙教育。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现在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非常严重，上幼儿园都要选拔考试，严重违背了学前教育规律，必须遏制“考试至上”的应试教育风气向幼儿园蔓延，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摘编自新华网 2011-3-9
新概念透露出上海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方向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日前公布了6项基础教育改革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优质均衡”、“家校合力”、“快乐活动日”等新概念透露出上海基础教育改革创新的方向。
“十二五”期间，上海基础教育提出“让每个孩子都健康快乐成长”的核心理念。为此，上海将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逐步在所有小学推广每周半天的“快乐活动日”，确保学生每天校园体育锻炼一小时。同时，未来上海义务教育阶段一至三年级学生不再有全学区、全区县范围内任何形式的学科统考统测，四至八年级学生没有全区县范围的学科统考统测。上海市教委表示，将采取各种措施为学生目前过重的学业“减负”。 “十二五”期间将致力消除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级之间的教育质量差异，逐步实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真正实现就近入学。
上海将推进学校建立与家长、社区联系的责任人制度，健全联系沟通机制，通过设立热线电话、微博、虚拟社区、家长接待室等举措，传播学校的愿景和改革举措，及时向家长告知学生的在校表现，及时了解家长和社区对学校教育问题的建议和利益诉求，通过试点逐步完善家校合作机制。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2011-3-15
教育公平
统筹城乡教育 推进教育公平
全国政协委员张平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代表民盟中央作大会发言时建议，统筹城乡教育，推进教育公平。
张平委员说，我国长期二元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差异中，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导致的不公平，是对我国发展影响最大最深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二是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三是城乡教育管理和投入上不平等。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与公平，张平委员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建立政府统筹的教育均衡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教育公平。政府应贯彻“公平对待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的理念，“一盘棋”统筹规划城乡教育规模、结构、布局；“一个标准”统筹配置城乡办学条件；“一体化”统筹配备城乡教师队伍。
二是实行对农村教育倾斜政策，推进教育公平。经费投入向农村倾斜，经费保障向农村贫困学生倾斜，教师工资和福利待遇向农村教师倾斜。
三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推进教育公平。各级政府要承担确保公平的责任，厉行问责制，毫不动摇地制止、严惩和杜绝政府部门利益化，将教育城乡统筹情况纳入政府考核。完善教育财政投入机制和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资助扶持政策，建立多元化农村教育投融资机制。
摘编自光明网 2011-3-14
通过立法确保农民工子女平等入学
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表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是我国在城市化加速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政府推进教育公平面临的巨大挑战。据统计，目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已达1500万，其中处于学龄阶段的占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变迁中的重大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俞敏洪建议：
――中央政府根据各地实际学籍人数而不是户籍人数划拨义务教育各项经费，输入地政府应将包含随迁子女在内的常住人口全部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以学籍管理代替户籍管理，采取多种措施保证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与输入地学生享受完全同城待遇，平等地参加中考和升入高中继续学业。
――建立以全国统一命题为主、高校自主命题为辅的高考制度，考生可选择在学籍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但录取时一律按照考生户籍所在地为生源地。
――规范学籍管理，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电子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对包括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内的各类流动学生的学籍进行实时更新和管理。
――输入地政府应尽可能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吸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对于确实短期内无法完全解决的，应制定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审批标准、规范审批条件和办学行为，并与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一样享受同等政策待遇并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
摘编自新华网 2011-3-7
流动人口子女在就读地中、高考很快落实
“两会”期间，如何让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享受与本地学生一样的学习机会，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教育部部长袁仁贵表示，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随父母进城的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和城市孩子一样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其次才是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
袁仁贵认为，农民工进城是一个趋势，也是中国建设所需要的。如果城市需要这些人在城里工作，觉得他们是城里所需要的人才――包括高端人才也包括技工及一般的工作，就应当考虑他们的子女如何在学校进行教育。
他说，他们接受义务教育之后，高中阶段考试怎么办？高中阶段之后，大学考试怎么办？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也日益迫切。对此，他表示：“我们正在加强调研、研究这个问题，很快会有一个方案”。
他还强调说，流动人口子女在就读地参加高考，不等同于“异地高考”。传统意义上的“异地高考”是指“高考移民”――学生为了更多地争取入学机会，到另外一个省份参加高考，这是教育部门不赞同的。
公众眼中三大急需解决的教育难题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网易新闻中心，对2680名公众的“两会民调”专项在线调查显示，择校、入园难和大学教育质量已成为公众眼中三大急需解决的教育难题。
此次调查显示，在教育领域，68.3%的人认为应优先“解决中小学择校问题，推动教育公平”，65.2%的人选择“幼儿园收费高、入园难的问题”，58.9%的人选择“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受访者对上述三大问题的忧虑，甚至超过了弊端重重的高校科研体制，也超过了举步维艰的高考改革。调查显示，51.6%的人认为“改革高校科研体制，改变重论文数量轻质量的科研弊端”需优先解决，50.2%的人希望“继续推动高考改革”优先。
此外，“农民工随迁子女读书难”(57.0%)、“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48.0%)、“推进职业教育”(38.9%)、“落实和完善国家助学制度”(38.8%)等，在受访者看来，紧迫性也各不相同。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1-3-12
教育均衡
教育部与十五省份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
教育部3月9日在京与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共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专门作出指示，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办好义务教育的决策部署，把义务教育工作作为造福人民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实现途径，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适龄儿童少年接受良好义务教育。希望教育部和各地以签署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为契机，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密切协调配合，按照备忘录上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均衡配置教师、设备、图书、校舍等资源，全面提高普及水平，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缩小义务教育差距。各地要因地制宜，创新实践，攻坚克难，扎实工作，如期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1-3-10
“N+1”模式开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新途径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现代教育实验室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著名信息技术教育专家蒋鸣和3月11日在观摩了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与彭州创建的远程教育“N+1”模式后表示，该模式开辟了成片带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新途径。
远程教育“N+1”模式是在实地交流互动、建立网络直通车等行动启动之后新建的模式。该模式打破了点对点的方式，使彭州的师生可与青羊区任一品牌学校形成优质资源共享，真正实现三地教育教学研讨、共商集团办学、教学评估研讨等教育合作，实现“四同三共享”，即“共同教研、共同科研、共同培训、共同发展，共享前沿信息、共享教育资源、共享发展成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将青羊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彭州，使得彭州的孩子们享受到真正“零距离、无缝隙”的优质教育资源。
在谈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面临的问题时，蒋鸣和表示，现在硬件设施到位了，下一步是平台资源的共享，再下一步更重要的是教学模式的研究。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2011-3-11
改革高校附小破解择校热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葛剑平认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破解择校热，要首先从改革高校附小管理体制上破题。他认为，“当前，众多高校附属小学因其拥有独特的招生政策、管理体制，以及得天独厚的‘名校’光环，成为择校最为集中的靶向。各地高校附小，特别是‘985’、‘211’等著名高校的附属小学，大都倍受家长们的青睐。”
葛剑平建议，将高校附属小学划归当地教育部门统一管理，使地区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应强化高校附小和薄弱学校的共建。高校附属小学被纳入地方管理后，应切实加强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的制度。打造强弱校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共同体，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布，缩小校际、城乡间的差距。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制度，实现公平分享。着力解决择校问题，规范捐资助学行为，建议对以入学名额为条件的共建、捐资助学行为，坚决取缔，严格杜绝。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1-3-10
教育体制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重在“放权”
3月7日下午，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袁贵仁来到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现场，谈了自己对教育体制改革的看法。
袁贵仁认为，解决目前教育体制改革中管理体制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从3个层面“放权”。首先是教育部要向省级放权，“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权限目前在地方，全国2600多所高校有2500多所的管理权在地方，虽然各省的教育条件不一致，但如果各省把教育都搞好了，那可以说中国教育就办好了。”
其次是地方政府要向学校“放权”，“经常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还没有走出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我认为该放给学校的就得放，但是前提是学校有完善的发展规划和自我约束能力。”袁贵仁说。
学校也要向教师和学生“放权”。袁贵仁说：“这是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问题，学校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来管理老师和学生，而不是校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应该建立符合学校特点和实际的制度。”
摘编自《大众日报》2011-3-8
教育体制改革需打“组合拳”
“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不能单一进行，教育系统一家推动不了，希望国家各个相关部门参与到试点中，打出‘组合拳’。”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谈及教育体制改革时说。
王树国举例说，比如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千人计划”、“长江学者”等国家工程，在引进人才方面有了一定空间，但我们不仅仅要从外面引进人才，还要把自己的人才培养成国际一流人才。这样，编制、指标、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等诸多问题，都和现行人事制度、政策有冲突，这就需要上级部门、有决策权的部门介入其中，通过改革试点制定更加适合改革的新政策，上下结合，左右结合，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作为开放的中国，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我们高等教育应该具备的眼光和姿态。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由于受到体制机制的限制，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体制还比较僵化，没有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程度。”王树国说，“如何改变体制机制来释放生产力，让优质教育资源得到极大丰富，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改革试点抓住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2011-3-15
大学“去行政化”关键在于科学有效的管理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对大学若不再设立行政级别会造成何种影响的提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均表示赞成取消大学行政级别，但要想解决大学的行政化问题，关键在于做好科学有效的管理。
钟秉林指出，取消行政级别并不能完全解决大学的行政化问题。大学的行政化，首先在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问题。他建议政府不要过多利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大学，要更多地采用政策法规导向、经济杠杆调节、检查评估和信息服务这样的手段，对大学实现宏观的管理，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他表示，任何一个大学都应高度重视加强公共管理，提高管理效能。目前大学内部存在着治理结构问题，主要在于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干涉过多。要想协调好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加强科学管理。假设取消了行政级别，还应有另外一种方式来优化层级机构，便于统一管理，提高管理效能。
程天权表示，大学的定位首先是教学、科研、培养人才以及社会服务。因此，对于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水准，不应以行政判断、行政干涉来定，而应由教学的专门管理部门和学生来评价。他强调，想要解决大学的行政化问题，最重要的在于学校管理层应依照法律要求和规定来办学，自由敞开思想来实事求是地研究。作为学校的管理层，首先应对自己有个定位，按照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把青年人培养好，把专业研究做好，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2011-3-12
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为何落实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快教育改革，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注重引导和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实践创新能力；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
素质教育再次成为民众的关注热点。从上世纪80年代就被我国公众广泛关注的素质教育，至今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虽然有所突破和进展，但离完全实现尚有距离，难处究竟在哪儿？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认为：“素质教育，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目前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这五个方面，有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却强调得过度了。此外，素质教育的问题，不是出在办学条件上，也不是出在经费不足上，而是出在治学理念上，出在我们对人才判断的标准上。”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素质教育落实难与三个方面紧密相关：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家长争相送孩子上好的小学、好的初中，出现择校热；中、高考的考试成绩成了选拔学生的唯一评价标准，导致学校育分不育人；此外，我国的户籍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使教育还肩负着改变人的地位的非教育功能。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3-10
“减负”难的根源在教育理念有偏颇
中小学“减负”的问题喊了多年，但学生负担为何越减越重？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指出，问题的根源在教育理念有偏颇；中小学教材也偏难，超出孩子的平均智力水平。
罗伟其认为：“减负要见成效，就要遵循规律办教育，必须回到教材的设计理念上。”有人说，减负就是要给学生少布置作业。“这不是根本所在，如果孩子课堂上没搞懂，少些作业他也不会感觉轻松。”罗伟其说，关键在于，我们的教育理念是让人在痛苦的学习中成才，还是让人在教育中感觉幸福和快乐。“现实是，我们希望人人都成才，但结果是人人都学习得很痛苦。”
“目前中小学都存在教材偏难的问题，超出了学生这个年龄段的平均认知水平，学生在学习中就会感觉压力很大。”罗伟其认为，如果教材体系定在人的平均智力水平略高一点的难度，编写出来的教材，孩子学习起来就轻松，就能培养出良好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习惯，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很好的公民意识和道德人格。
这样的教育理念，在考试的指挥棒下，如何能落实好？罗伟其说，这不是指挥棒的问题，“如果教育理念变了，考试的问题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也有人问，若是降低了教材难度，我国的人才培养质量会不会就比不上别人了？罗伟其说：“如果你的中小学是单一的校园生活，是单一的课堂教学，将来能有什么创造力？一切的根源就在这里！”
摘编自《羊城晚报》2011-3-10
调查表明中国青少年人际交往普遍存问题
3月13日发布的青少年健康人格工程2010年调研报告显示，各年龄段青少年在人际交往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其中高中阶段更为突出。
中国人口宣教中心2010年对北京、大连、长春、太原、贵阳、长沙等城市进行调研。选取了当地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生进行人格状况调查。 报告显示，75%的受访高中生觉得和父母的交流有问题或偶尔有问题，55.5%的高中生与父母以外的其他人交往时有问题。一些受访高中生认为，自己不太知道如何与陌生人交往，还有的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跟别人打交道。
报告还显示，初中生与父母的争吵增多，不愿意跟父母交流，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也害怕父母的批评和唠叨。80%以上的大学生均有不同程度的孤单感；一些受访大学生认为，人际交往能力差是降低自信水平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口宣教中心主任张汉湘指出，青少年人格健康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群体，一是独生子女，一是农村留守儿童以及单亲或离异家庭的孩子。他说：“我们在孩子人格教育中过于依赖学校，忽略了家长和社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家长。”
摘编自新华网 2011-3-14
学前教育
尽快制定学前教育法
幼儿园入园难入园贵已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之一。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呼吁，尽快制定学前教育法，以法律手段破解导致入园难入园贵的深层次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介绍，2009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仅50.86%，是我国各级教育中普及率最低的阶段，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庞丽娟代表说，入园难入园贵有三大深层次原因。一是政府责任不到位。各级政府投入的职责不明，投入主体不清，财政投入比例长期过低。行政管理力量严重不足。二是我国幼儿教师身份和编制长期不落实，待遇与权益缺乏保障，队伍严重流失与不稳定，学前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严重缺乏。三是办学体制混乱。2009年全国民办幼儿园占全部幼儿园总数的64.6%，但其质量参差不齐，办园条件、收费标准、教师资质和办园行为等缺乏应有的规范与管理。中西部地区学前教育资源更为匮乏。这些深层次问题均需靠立法解决。
庞丽娟代表说，发达国家学前教育在预算内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平均达到或超过7%，与我国国情较为接近的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达到或超过8%。建议我国通过制定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不低于7%，以切实解决学前教育投入严重不足问题。
摘编自新华网 2011-3-11
破解“入园难、入园贵”应先从投入着手
两会召开前，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在京发布。蓝皮书称，幼儿园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十分突出。其中，北京超过五成的公众认为入园难、入园贵“非常突出”，居35个城市之首。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法学家杨海坤认为，政府对幼儿园规划滞后、对学前教育投入不足，供需矛盾紧张是导致适龄儿童入园难、入园贵的重要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龚玲代表建议，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由政府投资，新建公办幼儿园，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幼儿园，采取多条腿走路的方式解决“入园难”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鲁善坤则对投入的数字做了更为细化的建议：建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制度，每年从财政列支一定数量的经费，按各级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度预算的1%，建立学前教育专项经费，逐年增长，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建议，尽早形成公办幼儿园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学前教育服务网。“幼儿园应该建立起一个以政府办园为主导的体制，让所有公民能有机会进入公办幼儿园”。“同时，还要鼓励各种机构来办幼儿园，包括企业、工业组织、慈善机构。”
摘编自《工人日报》2011-3-10
幼儿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将损害公平
学前教育入园难成为很多家长面临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对此表示，如果现在就将幼儿教育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范畴，城市儿童可免费入园，而大部分农村地区尚无幼儿园，因而势必会损害教育公平。
他指出，幼儿教育今后如果要进入义务教育的范畴，除了钱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幼儿教育机构是不是普及。当务之急不是马上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而是大力发展幼儿教育。
周洪宇介绍，中国目前幼儿教育普及率仅60%多，城市里普及率比较高，达80%多，而农村是20%多。“因此，如果纳入义务教育，很可能这时候就出现，城里的小孩可以免费进幼儿园，而农村的幼儿园还没有，从而损害教育公平。”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2011-3-11
高校自主招生
高校自主招生成了“小高考”
“华约”、“北约”、“卓越”这场三足鼎立的自主招生考试，让高三学生在短时间内四处应考。关于“小高考”的质疑开始出现，这一现象引发代表委员的关注。
“自主招生不应变相成为‘小高考’。”全国人大代表、杭州高级中学原校长缪水娟建议，在条件成熟后，，学生通过自主招生即可录取，无需通过繁复的考试。
目前，社会上关于自主招生有一个共同的质疑：不论是一考还是多考，都是在做应试文章，离不拘一格“录”人才的愿景还是很远。特别是高校结成联盟，难免有变相争夺生源的嫌疑。
作为一名来自教育界的代表，缪水娟认为，高考改革应该朝着尊重保护学生个性特长的方向发展。“自主招生应建立在高考改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多元录取’的基础上，通过实行高校自主招生联考加面试这种形式，选拔培养拔尖人才。选拔那些不容易通过高考却有一技之长个性特点的学生，真正增加考生选择学校的权利” 。“自主招生应该考察的是知识积累、思维品质和运用能力，而不是‘读死书、死读书’。”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2011-3-12
高校自主招生成了“垄断游戏”
“自主招生规模扩大后，开始变味了，实际上成为一种垄断游戏了。”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质疑高校自主招生变成了“小高考”，加重了考生的不公平，同时产生一些副作用，建议取消自主招生。
顾也力介绍，2003年起，教育部开始试点高校自主招生，初衷是将一些有特殊才能的而又没办法通过高考独木桥的学生，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需要，将这些学生录取进来。“初衷是非常好的”，“三、五年之后开始变味了”，顾也力说，随着自主招生规模的扩大，自主招生的选拔标准发生变化，还是建立在综合成绩拔尖的基础上，违背了原来的初衷。“自主招生就变成了提前的高考，给学生带来了提前的痛苦，同时也提前带来了社会成本。”顾也力说，针对这些考试，甚至会产生出“提前高考辅导班”。
“现在部分高校联合起来，形成自主招生联盟，实际上是一种垄断游戏”，顾也力说，这对其他高校是不公平的，对有些学生也是一种打击，对教育均衡化发展也是不合适的。比如全是在重点学校，农村的学生没资格参加。“不但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摘编自《广州日报》2011-3-7
别给高校自主招生“泼冷水”
高等教育自主招生考试越来越红火，今年2月底，高校自主招生三大联盟迎来一场春天里的“三国杀”。有人质疑，自主招生考试有提前“掐尖”的嫌疑，演变为赤裸裸地“掠夺”优质考生资源的行为。
但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依然对这种高考改革持赞成态度，认为自主招生联盟也是一种有样本意义的改革举措，他本人赞同这种改革，认为这种改革能打破高考“一考定终生”的大一统模式，对此“不宜泼冷水”。
“只有八仙过海的多了，才会试验出来好的方案和办法，才能让不好的体制有根本性变革，”邵鸿说，“这种改革试验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多一些试验和试点很有必要，总比仓促出台一个不成熟的方案、损害一代人的利益要强得多。”
摘编自中国网 2011-3-5
大学生就业
把技工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系统
就业难、用工荒两大难题同时出现，该怎么破解？政协委员龚立群认为，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民工用工荒是结构性问题，如果教育部和社会保障部协调统一，将全日制学校与短期培训学校纳入整个国民教育系统，将是一举两得的“良方”。
龚立群委员指出，目前传统的国民教育基本上是注入式教育，很少注重实践功能，这就导致大学毕业生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此外，在传统国民教育里盛行官本位思想，认为上了大学就是干部，不能做蓝领，这种观念成为大学生就业的另一个障碍。技工教育这几年发展很快，满足了不同企业的需求，但是职业技能培训证书得不到教育部门的认可，在学历对接和职称转换方面存在障碍，一些农民工已经往技能型的人才靠近，但还需要回传统教育拿学历，而刚毕业的学生又不能满足熟练工种的要求，从而造成了两难的局面。
龚立群委员表示，将技工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系统，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和规划，统一建设实训基地，对教育资源进行整合，节省资金。此外，应加大农民工再教育补贴，通过培训使农民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解决用工荒难题。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2011-3-14
公益创业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良方
全国政协委员陈凯、柯惠新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公益创业是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良方，须社会各方加把力。
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柯惠新到民间公益组织皮村“工友之家”走访调研，很受启发。柯惠新认为，“工友之家”的创办者立足社区自主创业，提供社会服务，值得鼓励。“最关键的是，他们通过公益创业，收获了幸福感、成就感。”她建议，对公益创业类社团和非营利组织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在手续办理和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扶持和鼓励。
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陈凯介绍，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大约只有2%-3%，公益创业创造社会价值，提供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不直接面向传统市场中的企业竞争，其成功率远高于传统商业创业。而且，大学生能借此积累经验，了解一个项目、一个组织如何运作，为再就业、再创业打好基础。
陈凯认为，民政部门和相关企业可以设立大学生公益创投基金，为好的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优先采用他们的公共服务产品，也可鼓励民众通过设立相关公益基金的方式，吸引大学生创业。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公益创业孵化基地，为大学生公益创业提供全程服务。
摘编自《新民晚报》2011-3-7
调查称企业人才需求主体仍是本科生
近日，北京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发布《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白皮书2010》，调查显示，应聘者的学历并非是招聘企业最看重的因素，当下的人才需求主体仍然是本科生，尤其是外企，愿意招收专科生的企业甚至比希望招收研究生的多。
在各行业的招聘统计中，人才需求占主体的仍为本科生，特别是在贸易、制造业、娱乐、广告、服务等行业，本科生的需求远远高于硕士、博士。只在金融、咨询、会计师、IT、制药等对专业要求较高的行业中，对研究生的需求量才相对较高。
专家认为，外企更注重实际技能，如果应聘者背景相近，则拥有社会服务实践经历的学生更被看重。调查显示，同等条件下，73.08%的外企更愿意招聘有社会服务实践经历的应届毕业生。此外，专业对口也是外企格外看重的条件之一。超过六成的企业一定要找专业对口的毕业生。
摘编自《北京晚报》20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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