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教育热点追踪

 

教改难题

箭在弦上，教改新纲要能否破解五大困局？

――人大代表直面新教改难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成为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教育界代表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新纲要能否破解我国教育领域的五大痼疾？怎样保障纲要顺利实施？代表委员纷纷献计献策，希望纲要能够指引我国教育事业走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难题一：教育不均衡顽疾如何破解？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民族中学副校长宋文新代表：能否实现教育均衡是对政府教育理念、教育执行力的一个考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义务教育经费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不断强化以县区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省级财政应当进一步均衡财力，加大对农村薄弱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另外，促进师资流动，既要有硬规定，也要有软待遇，让教师流动形成制度。

难题二：教育“去行政化”之路如何走？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史宁中代表：教师为什么愿意当官？因为能得到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源，如科研经费、实验室、好的学生等；二是更容易得到有利于对他的评价。当官之后，与上层领导关系更紧密，更容易获得好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走“教授治学”这条路。比如，可以成立教授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从有声誉有名望的教授中推选而出，校长书记等官员不参加到委员会中。教授委员会通过讨论，配置资源，并形成对老师的评价。应该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逐步实现真正的教育家办学。

难题三：素质教育“世纪难题”能否突破？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代表：素质教育之所以落不到实处，不是规章制度不完备，而是一些教育管理者的教育政绩观错位。由于受急功近利的教育政绩观驱使，一些地方领导把教育发展当成“软指标”、“软任务”，或者习惯于像抓GDP一样抓升学率，并以此作为考核教育部门和学校的主要指标，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应试教育倾向。必须建立科学的党政干部教育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对违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不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教育干部实行“一票否决”。

难题四：高考改革能否打破“一考定终身”？

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代表：高考是一个全民敏感的话题，在中国人情味比较浓的情况下，社会诚信系统和监督系统不健全的时候，废除高考是不可行的。高考招生改革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公平诚信问题，让违规、违信者受到应有的惩处，用制度建设为高考改革保驾护航。

难题五：有法不依问题如何解决？

张志勇代表：当前，我国教育战线存在着大量的违法违规现象，这些现象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管和查处，与教育行政执行能力薄弱、教育战线缺乏专门的行政执法队伍有关。要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使纲要确定的改革发展目标落到实处，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的教育行政执法队伍，解决大量的违法违规教育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监管的问题。另外，必须通过实施更加严格的教育行政问责制度解决教育违法违规、渎职不究的问题。要真正做到谁违规，谁承担责任，违规者必受处罚。

摘编自新华网（2010年3月11日）

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的最高层次是教育结果的公平

    2010年3月10日，个性化教育行业第一品牌――学大教育(www.21edu.com)联合教育行业权威媒体《中国教师报》，在北京保利大厦召开主题为“诚信天下 赢向未来”的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国内首部《个性化教育消费白皮书》。此次发布会上，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将教育公平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最基本的层次是机会公平，让大家都有机会上学。九年义务教育，为每个公民都提供了均等的教育机会。

    第二，是教育过程的均衡，即大家能够享受到同等教育，对教育资源的配置要均等。这是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讲区域均衡发展，均衡也是教育过程的均衡，教育质量配置的均衡。

    第三，最高层次的公平是教育结果的公平。不是人人都上一样的学校、一样的大学叫做结果公平，而是指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发挥。其中教育结果的公平正与学大教育所倡导的个性化教育相吻合，最适合学生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摘编自新华网（2010-03-11）

教育公平，是人们对幸福的追求

面对记者提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实行县(区)域内教师和校长交流制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除了轮岗,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促进教育公平？江苏有没有出台什么新举措?”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首先系统介绍了江苏这几年教师轮岗制的进展。从鼓励教师校际“结对”,到试点推行区内教师校际“柔性流动”,再到全面推广“教师轮岗制”,江苏的“教师交流之路”越走越宽。去年,江苏全面实行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制度,实现同一区域教师工资基本均衡化,为教师轮岗奠定了基础。日前,江苏省在其发布的《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办法(征求意见)》中明确规定:“教师在同一所学校连续任教满六年的,应当流动。”此规定将“教师轮岗”制度推向了立法高度。

沈健代表表示今后江苏将继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13个省辖市建立教师培训基地,5年内争取让全省所有中小学教师都能接受一次省级以上的培训。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是人们对幸福生活认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所做的一切还不太完美,还伴随着争议,但初衷只有一个,就是让不同条件、不同背景的学生受到同样的爱和尊重,有着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沈健代表说。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0年3月11日

教育均衡

制度保障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董奇认为，在未来10年要真正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不仅仅是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党政一把手进行有效的指导或监督也非常重要。这次“规划纲要”的很多部分都提到了要建立教育的监督，教育质量的评估，义务教育的监督，均衡状况的监督督导制度。董奇概括为四个制度，这些制度的配套执行应该是未来10年内推进区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第一个制度，要建立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的监测和评估制度。在一个区域内重点校或者非重点校的存在，差距的扩大或缩小，都意味着在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变化的状况，对这个状况要进行监测评估，因此要制定一个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标准、指标体系、评估的方法，要以客观科学的数据来说明各个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状况程度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制度，要建立一个科学正确的绩效政绩的考核制度。充分利用这种均衡发展的数据，来评判各级政府、党委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工作究竟做得怎么样，要把这个和政绩的评估、考核结合起来。

第三个制度，必须建立一个对各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做得怎么样的公示制度，让全国老百姓、让媒体来监督。

第四个制度，是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能等10年以后再看做得怎么样，而是今后每一年或者每几年进行评估，工作不力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对做得好的要大力表扬。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2日

无锡出台新举措，促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

无锡市日前出台多项新举措，进一步促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根据新出台的《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意见》，从2010年起，进一步完善教师轮岗交流制度，每年按照不低于15%的比例制订并落实教师轮岗交流工作计划，均衡配置学校教师资源。对于到薄弱学校任教达到一定期限且绩效突出的教师，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业务进修、考核评优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对于骨干教师配置严重不足的学校，将通过交流、培养、引进等方式和途径着力加强，凡新增骨干教师，优先安排到这类学校任教。

《意见》还明确，过度“择校”问题是造成学校办学条件不达标、加重家长经济负担、制约义务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无锡将严格限定“择校”比例，从2010年起，少数“择校”热门学校的择校生人数不得超过该校新生总数的25%，并逐年递减，其他学校“择校”比例也要在去年基础上逐年递减。对“择校”缴纳的相关费用实行财政统筹、市级统一监管，集中用于相对薄弱学校改造。严格按相关标准控制学校的办学规模，坚决制止不惜降低办学标准过度接收择校生的现象。

摘编自新华网（2010年3月4日）

体制创新

当前高校唯一的出路是引进竞争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批评中国的高等教育官僚化、学术腐败、创新乏力。并建议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四大名校为首的高校英语教学外包给新东方作为探索和试验，以“新东方的成功模式推进中国高校的机制创新和体制重建”。

　　“中国高教投入多产出小”

    建议中叶青提到，中国高教投入多，却产出价值小，在科学前沿领域原创性、基础性的重大创新方面，以及为全人类贡献普适价值和思想方面很少。而且学术腐败严重，“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必须坚决铲除”。一些著名大学的教授和博导在世界上没有多少影响，但在国内由于身处顶尖名校，所以是学术“江湖”的老大，才气不足却霸气十足，拼命压制其他高校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年轻教师。

    叶青说，中国大量高校培养的学过英语的学生，要出国留学，或考研深造，都要到以新东方为代表的培训机构去重新回炉，否则就考不上。说明大量高校的英语教学落后、保守、脱离实际。

    “大学英语教学可试验外包”

    叶青总结认为，当前高校唯一的出路是引进竞争机制，竞争主体可以是民营、国有，可以是中外办学，也可以是独资。

    他建议，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高校的大学英语的教学外包给新东方作为一种探索和试验，与此同时要求新东方义务承担全国200个贫困县万名英语教师的免费培训任务，“以新东方的成功模式推进中国高校的机制创新和体制重建”。

    叶青建议说，只要将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教育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和收益权，新东方行使管理权，教育部聘请世界一流高校的校长和专家对新东方的管理方案进行评估，对其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并要求其提供担保。这“将为我国高等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闯出一条新路，即使不能完全成功，也为高校体制和机制改革积累了经验，是完全值得的”。

摘编自《新京报》2010年3月8日

 

引入民间机构管理公立学校

    世界教育研究学会候任会长、香港教育学院副校长郑燕祥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必然是多元化。

    郑燕祥介绍，香港的公立学校均由政府出资，但负责办学的却是各种社会群体，如宗教社团、社区、教育从业者等。“办学的主体不同，风格自然不同，但每个办学团体都会将最好的资源投入到办学中去。”

郑燕祥教授建议，内地的城市可以学习香港，引入公益性的社会群体兴办学校。“比如让一些民间优秀的机构来管理公立学校，既有利于增强学校办学的自主性和弹性，又减轻了政府的担子。”“政府应该管宏观性的事，比如制定、完善教育法规政策，构建合理的教育体系，对教师资格进行认证等，不要做那么多操作性的事情。”

摘编自《广州日报》2010年3月10日  原文：“教改必然走向多元化”

高校校长不妨实行民主推选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称，省属高校校长由省委组织部和教育主管部门考察任命，教育部属高校校长由教育部任命，有的甚至连起码的公示程序都没有。他建议高校校长实行民主推选机制，由该校教授、学生等组成的委员会选举产生。

郑楚光称，现行校长任命制的弊端主要在于，校长只对任命他的政府部门负责，忽视了办学要以教师和学生为中心。在现有官员体系中选拔高校领导的做法，导致外行办教育。郑楚光还表示，现在高校内职能部门权力过大，“权力的诱惑使得一些学者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而步入仕途”。

    摘编自《新京报》2010年3月11日

素质教育

山东从今年起实施素质教育行政问责制度

山东决定从今年起实施教育行政问责制度，对违反素质教育规定的中小学办学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监督。日前，山东发布《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自今年开始实施教育行政问责制度。

根据《意见》规定，从今年起在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山东将对违反素质教育规定的学校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整改、撤销先进称号、取消评优资格、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并追究学校负责人责任。

同时，对出现多次严重违规办学行为的县（市、区），山东将撤销或建议撤销其上级政府或有关部门已经颁发的各种教育荣誉称号；对已经被评估认定为山东省教育工作示范县（市、区）的，将按照程序给予警告，直至撤销其称号；同时追究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责任，直至追究当地党政负责人责任。

摘编自新华网（2010年3月7日）

 

缩短中小学学制延长大学实习时间

    “中国教育要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就得让学生更早、更多地参与科技实践和创新。”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认为，当前，应统筹协调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内容，适当调整和缩短大学前的学制，延长大学科学基础及工程技术专业的学习年限，强化到企业和科研单位的实践环节。“事实上，现在的小学一年级，基本上是重复幼教阶段的内容，高二基本学完了所有课程，而高三几乎全部是在强化应试。”

    “应试教育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李晓红说，“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根源就在于，我们推行的是应试教育模式。”

    李晓红说，中小学应更多地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创新科技人才首先是全面发展的人才，然后是某一科技领域具有创新能力的专才，即通才加专才。在创新科技人才培养过程中，素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目前从小学到高中，乃至大学，几乎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是围绕着“应试”在打转。

    “尤其是高三，几乎整个学年都是在复习做题。”他说，这种为了考试而学的应试教育，是根本违背人才培养规律的，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记忆，善于考试，但不善于探索，更谈不上创新。

    为此，他建议，缩短大学前学制，延长与科技有关的大学专业学习时间，由现在的4年延长到5年，其中半年或1年时间，在企业或科研单位实习。通过实习期的延长，让学生拥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技能，成为企业的有用之才。此外，应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导向，改革升学、考试及评估制度，从学前教育开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注重学生创新人格的养成，注重创新思维和兴趣的培养。

摘编自《重庆日报》2010年3月11日

寄宿制学校不利于中小学生成长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针对当前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增多的现象提出，寄宿制学校切断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联系，剥夺了学生实践体验性教育的机会。他认为，学校教育包办越多，离真正的现代教育越远，对教育的危害越大。

张志勇代表说，办寄宿制学校目的是解决那些交通不便地区少年儿童的就学问题，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交通便利地区也在大办寄宿制学校？无非就是想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关在课堂里，可以进行集中统一的课堂教学和作业训练。这种做法，切断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联系，剥夺了学生实践体验性教育的机会。有一些寄宿制学校，甚至鼓吹提供保姆式服务，这是对教育的无知。

张志勇代表接受采访时说，不少教育管理者认为所谓教育就是课堂教学，即课堂中的书本知识的传授，开展实践性教育是浪费学生的时间。还有些教育管理者认为所谓教育就是学校教育，让学生走出校门，回到家庭，回到社会，就是学校不负责任。学生被“圈养”在学校里面，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却缺位了。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共同组成学生成长的生态环境，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学校教育不回到生活，不重视实践教育，对创新人才培养就无法实现。”张志勇呼吁，“当务之急要让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不再缺位，加强实践教育。”

摘编自新华网（2010年3月5日）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亟待立法

“《教育法》规定的四个独立学制阶段中，只有学前教育没有立法。”全国人大代表徐景龙呼吁，尽快制定《学前教育法》，把学前教育纳入法制轨道。

    在美国、英国、日本、墨西哥等国，政府把为贫困儿童提供科学的学前教育作为政府优先发展的领域之一，纷纷加大投入。以美国为例，从1981年起，美国陆续制定了6部专门保障学前教育顺利进行的法律。徐景龙表示，我国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约国，已向全世界作出了“保障儿童教育、发展等基本权利”的承诺。但调研中发现，我国学前教育存在诸多问题：现在公办幼儿园已经很少，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办、集体办、企业办、外资办等幼儿园，违规办学现象时有发生。许多地方公办幼儿园被强行改制，幼儿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卖园风”盛行的现象。将公办幼儿园产权变卖给个人后，教师的编制、工资、医疗、培训等缺乏应有的保障，特别是占我国幼儿园教师总额70%的农村幼儿教师，至今没有解决最基本的身份和待遇问题。各种社会力量办园的条件、权利和行为缺乏应有的规范。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和学前教育的质量。

    徐景龙建议，应明确学前教育的法律地位。如果法律地位不明确，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不顺，政府责任不清，就难以建立健康的学前教育管理秩序。他还表示，应明确学前教育的政府责任。幼儿园的审批权和管理权由教育主管部门行使，禁止工商、民政等部门审批幼儿园。明确学前教育国家标准，新建幼儿园必须达到国标。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14日

学前教育该不该纳入义务教育？

对于如何破解学前教育既难又贵的问题，主流的呼声是纳入义务教育。近些年来，每年的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这样的提议。

在今年两会上，严琦委员建议幼儿园的管理和收费按义务教育阶段的要求执行，并建议政府加大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将幼儿教育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幼儿园不再收费，而是按户籍入园。无论是民办幼儿园还是公办幼儿园，统一纳入国家财政补贴。

刘焱在2008年也提过类似提案，但她的方案保守一些，只提出将学前一年纳入义务教育。刘焱说，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拿出一年的学前教育补贴不是问题。但在世界上，除了一些北欧福利较好的国家，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做不到学前三年全免费，大多也就着眼于解决学前一年。

黑新雯则建议制定《学前教育法》，规范全国的学前教育，尤其是要规范收费。

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副局长孙惠玲委员则认为，目前的主要改革方向是应加强幼儿园建设。孙惠玲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将“学前教育”单独列章，说明了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孙惠玲委员表示，纲要未提及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说明政府还将采取成本分摊机制，“但应会规范学前教育管理，解决入园贵、入园难的问题”。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14日  原文：“上幼儿园花钱比上大学还多”

 

高考改革

必须对高考加分进行改革或取消

　  去年，各种高考“加分”丑闻见诸媒体。浙江高考航模加分、重庆31名考生民族成份造假……这一系列事件，让执行多年的高考加分政策面临信任危机。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倪乐提交建议，认为必须对高考加分进行改革或取消。

　　倪乐列出了高考加分不合理的四大方面：

    ――高考加分损害了教育公平；

    ――高考加分最高可达20分，太高。内地每年都有几百万考生参与高考竞争，一分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加一分就可能提升几千上万的排名；

    ――高考加分政策太乱，少数民族、烈士子女可加分，搞个发明可加分，跑两下可加分，优秀学生干部可加分，人才引进、招商引资可加分，有的地方甚至独生子女也加分。高考加分五花八门，据有关统计加分项目超过190项；

    ――高考加分缺乏公平机制，操作上不公平、不透明。

    倪乐建议，国家应该尽快明确加分对象，制定加分的基本原则、加分对象的范围、标准、控制比例等等，使教育部和省级教育部门在制定规定时有基本的原则可以遵循。教育部制定的加分规定，适合全国各高校，省级教育部门制定的加分规定只能适用于省属高校，地级教育部门制定的加分规定只适用于地级市所属高校，县级教育部门无权制定加分政策。

    “同时还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加分项目！”倪乐说，农村独生子女加分、人才引进加分、招商引资加分、优秀学生干部加分等项目可以取消。对见义勇为者加分、退役军人、烈士子女加分取消后可采取经济补偿方式解决。对体育、艺术类特长加分应限定在报考体育、艺术类高等院校。

    倪乐特别强调，要强化外部监督公示监督。比如被加分者名单必须公示，对公示的范围、时间等作出具体规定，当有人提出异议时，应举行公开听证，建立问责机制。

摘编自《羊城晚报》2010年3月9日

改革高考英语  为“疯狂英语”降温

    近年来，质疑全民学英语的声音从未停息。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一些代表委员认为，当前，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对外交往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学习外语是必要的。但是，目前中小学校教育中片面强调外语教学，尤其是在高考这个“指挥棒”的引导下，英语被过度抬高。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政协主席洪梅香说，多年以来，在我国的高考中，英语是必考科目。也就是说，无论文史、理工、艺术、体育等考生都必须过英语这一关。这种“一刀切”制度，越来越显示出诸多弊端甚至是危害。

    洪梅香说，高考英语实行“一刀切”最大弊端是影响了大批有其他专长人才脱颖而出。“直言不讳地讲，我国绝大多数的学生很少有用英语交流的环境，只是靠‘死记硬背’书本来学习，应用能力差。”洪梅香说，所谓“术业有专攻”，英语的难学和高考“一刀切”的制度，无疑把很多在其他学科有专长和天赋的考生要么挡在了大学门外，要么使其失去了进入更好大学的机会，也让社会失去了很多优秀的专业人才。

    还有代表委员说，英语“一刀切”导致学得多，用得少。全国政协委员、济南大学原副校长张承芬说，一是学英语的人数多，实际使用英语的人数少；二是就某一人而言，学了很多英语，使用英语的机会少。本来学习是为了应用，但现实恰恰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哑巴英语”大有人在。

    另外，代表委员分析认为，高考英语“一刀切”的弊端之三在于不利于城乡教育公平。农村的英语师资力量、教学水平普遍比城市差，几乎没有英语交流的环境，加之城市的很多考生还参加各类课外英语培训，所以农村考生只有在其他科目上考得更高的分数，才可能与城市考生在考场争取平等的机会。

代表委员们呼吁改革高考英语方式为“疯狂英语”降温。

    摘编自新华网（2010年3月11日）

高考可试行学籍户籍脱钩

    高考户籍改革未能列入教改纲要，照此来说，那些户籍不在本地的学生还是得回老家去参加高考。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也提出来不少建议。

　　1．建议学籍和户籍脱钩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俞学文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就曾提交关注“高考候鸟”，建议学籍和户籍脱钩的建议；今年他进一步指出，放开高考的户籍限制是个双刃剑，放开将对当地户籍的考生有所冲击。但是，各地应该因地制宜，制订一些临时性的法规政策。比如设立学习档案，从初中或高中开始算，在当地读书达到多少年限之后就有参加高考的资格。这样不失为一种人性化的解决办法。

    2．就地考试、转移名额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主张就地考试、转移名额。比如河南有一千人在北京考，但名额还是要算成河南的；以加权的方法解决考试科目的差异，比如我考三门，他考四门，可以用一个折算方法适当调整。无论怎么样也比简单地把人家赶回去好得多。

 

　　3．首先要把欠发达地区教育搞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代表坦言，妥善解决在非户籍地长期固定居住的流动孩子的高考问题并不容易。比如在教育资源发达的地区，就容易带来“教育移民”等问题。所以，要从根本上完全打破现在的高考户籍限制，其前提就是国家应该把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做好，没有“教育移民”了，一些大城市也不用担心教育资源被挤占了。

摘编自《扬子晚报》2010年3月11日

高校去行政化

高校要不要“去行政化”引争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鼓励教师终身从教。不少代表委员认为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知名高校校长对此却持质疑态度。

争议一： 要不要取消行政级别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代表：行政化是高校没有活力的症结之一。高校是学术单位，不该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限制了学术生产力，使创新人才“难产”，对学校科研和教学质量造成损害。按官阶定地位、定待遇的结果，使不少教师千方百计挤进管理者队伍，把当官看成追求的目标。

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委员：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是一切运作都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做什么事都是靠行政命令，谁权力大谁说了算，而不是通过学者、科学家讨论。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教授的声音，现在成员多为各个系的主任、院长甚至校长。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代表：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的，中国人民大学以前是副总理级，“文革”后变成司局级，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因为考虑到大学跟社会的交往问题，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把学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从学术评价看，任何学术权力都是行政权力，把两者截然对立是不对的。当社会习惯于以行政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名流，但我们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代表：有人说高校行政人员太多，什么事情都是行政人员说了算，这不符合事实。高校工作有学术和行政两大类，行政为学术服务，大学里的行政工作必须要有，这些工作包括人财物的分配、安全保卫、后勤等。

争议二：是不是“被行政化”

朱清时委员：比起大学内部的行政化运作，更严重的是外部行政化。我国的教育改革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放权，现在人事、财权、评估、毕业证书发放等权力都在行政部门手中，学校被捆绑得一点活力都没有。外部行政化是高校内部行政化的根源。

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代表：高校要“去行政化”，最关键是政策上、体制上要有保证。政府管理部门不能过多干预学校事务，学校的经费怎么用，专业如何设置等，都应该有自主权。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在学校内部，要让教师更多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

争议三：能不能“去行政化”

朱清时委员：我国高校“去行政化”是必由之路，但需要慢慢来。“去行政化”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老学校行政化的机构和体制已经形成，只能逐步改变；“去行政化”应该从新生学校开始。从现在开始，对新建立的学校“去行政化”，进程应该很快。

纪宝成代表：“去行政化”不只是教育一个领域的事情，所有事业单位、企业都要取消行政级别，同步配套进行。

 摘编自《扬子晚报》2010年3月9日

高校去行政化真正含义是按教育规律办教育

　　“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需要有另外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能够让学校能更好地与外界交流对接，以利于争取到更好的制度环境和办学条件。”在全国两会上，围绕高校去行政化这一热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我觉得，去行政化这个概念本身，需要进行讨论和界定。”纪宝成说，去行政化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办教育，而不要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在纪宝成看来，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讨论，一个是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学校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

　　“公立学校是由政府来管理的，但不应该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尊重教育规律、学术规律，落实大学的法人地位和办学自主权，不能单纯用行政眼光、行政思维，用处理行政事务的手段对待学术和学校事务。不应该再使用‘部属’、‘省属’高校这样的说法，应该改为国立的、省立的高校。这个观念需要得到改变。”他说。

　　用行政思维管理高校学术事务的表现很多，从招生录取到经费使用，从科研项目安排到教学改革，不少都要有上级部门审批；大学领导因学术活动出访也要按行政官员一样审批等等。纪宝成说，这次的纲要对此有比较大的改进，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学校，这是非常正确的，是在按教育自身的规律办事。

摘编自新华网（2010年3月9日）

 

“三步走”解决教育行政化问题

华南师范大学陈伟教授认为，学校和教育的问题非常复杂，仅仅解除“教育行政化”魔咒并不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中国学校教育的一切问题，但它肯定是解决诸种问题的切入点。“教育行政化”的核心缺陷有二：“溺爱”（即教育行政部门包揽教育的一切）+“钳制”（即教育的一切皆受行政管制）。突破教育行政化陈弊，打破“溺爱+钳制”式教育管理逻辑，可以考虑选择以下“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转变教育变革方式，使教育回归教育的轨道。中国教育一直按照被动型、强制型模式进行变革。具言之，即总是根据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教育、变革学校，总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自上而下地推动教育发展、学校变革。受此影响，许多学者甚至曾认为教育具有“政治本质”（教育是阶段斗争的工具）、“经济本质”（教育是生产力）而没有“文化本质”。而教育变革方式转型的真正完成，可能需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这段时期，恰是培养教育家的绝佳时机。

第二步，为教育家办学营建广阔的空间。出现“教育行政化”偏差的诱因是，教育行政部门凭借其公立教育的举办者身份，越位扮演了办学者角色，过度强化了其管理者权力。有必要为教育家们依法自主办学提供广阔的制度空间。教育家的成长周期与学校成长周期基本一致，而学校成长周期一般是15年左右，因此实施第二步战略亦需花费15年左右的时间。

第三步，遵循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整合、优化“学校―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尽管教育行政化较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教育发展过程中诸多弊端之症结，但不能超越的规律是，教育的发展必然是政府、社会及教育系统等多股力量共同作用的合力结果。革除教育行政化弊端、倡导教育家办学、呼唤遵循教育规律，并不是要放弃、排斥政府及社会对教育的影响，而是期望在新的结构框架中保持政府、社会、教育三者之间彼此协调平衡的和谐关系，使三者在影响教育变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各安其位、各守其责。

摘编自《羊城晚报》2010年3月8日

大学生就业

重视大学生创业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3月8日下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鼓励大学生创业，并且希望国家要重视对大学生创业技能提升的教育和培养。

钟秉林说解决就业问题是个系统工程，学校有责任把学生培养好，提高学生的竞争能力的同时要对学生进行就业教育和服务；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和社会责任感也很重要；同时政府要努力拓展就业渠道，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

2010年大学毕业生人数为630万，钟秉林认为加上以往积累的未就业大学生，总数将超过700万人，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他表示，解决就业问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鼓励大学生创业，但“不是说说就可以，也不是学校开设一两门创业课就能够解决的，它需要环境，需要一些基础条件。”

钟秉林建议首先要研究创业问题。他说：“现在社会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新的创业点在什么地方，把这个研究清楚来提供给学生，供他们参考。”他还提出创业教育需要的师资问题和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比如基地等，也需要得到解决。

钟秉林表示，政府要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条件，并认为推动创业教育后，“假以时日，创业问题会解决得比较好。”

摘编自大学生创业网（2010-03-10）

大学生没有必要一毕业就创业

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3月11日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表示，由于人生经验，人与人相处能力等能力的不足，大学生没有必要一毕业就创业。

    俞敏洪表示，人生一辈子如果没有创过一次业的话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现在的方向是，面对大学生工作难，大家就拼命鼓励在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学生就去创业去，但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大学生的人生经验，由于现在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能力，对于行业的了解、容忍度等等，面对创业的环境，他们都是不够的。

    俞敏洪认为，鼓励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去创业或者大学一毕业就去创业，带来了几个不利因素。第一个不利因素就是对大学教育的冲击。鼓励学生创业这样一个概念带来了一种问题，就是大学四年到底学生应该在大学里学什么东西。

    第二是给学生带来了心态上的问题。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心态就变得浮躁，创业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失败的。失败以后，通常不会反思自己，重新静下心来认真琢磨怎么样积累经验再次创业，通常是会怨社会，觉得中国社会太黑暗，太不公平，认为这个社会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当然有部分事实是这样的。最后的结果是，他不会总结自己作为领导人或者作为团队领袖自己凝聚团队的能力不够，他往往把问题归结在跟他一起创业的团队的懒惰、贪婪、不合作，从此以后对人失去信心。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2010年3月11日）

 

 

责任编辑：李志涛  商发明